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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木心？我们该读他的什么呢？
陈丹青：为什么要有这个问题？我当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读了他在《华侨日报》上一篇散文，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几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见面，吃完饭散步，我们在一家人家的花园外停下来。鸡冠花开了，暮色里很猖狂的猩红色。当时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现象，即哥们见面就聊政治闻：“怎么样？今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木心对着鸡冠花笑说：“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是花？为什么“重要”？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们来读读他。我一直姿态很低：你愿意读，你就读读看。
《周刊》：木心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某某某懂我？
陈丹青：枝枝节节的有。这本书里十多次提到的李梦熊：也是一辈子独身，音乐家，狂士。他唯一念念不忘就这一位。除了杭州林风眠，加上上海美专一位陈姓教授，他没有老师的，也没有相对应的朋友，彻底一个人。他年轻时有过非正式学生，聊天说话，据说其中几个有才华，后来散了，有的死了，都离开他了。
要谢谢牛陇菲先生有心，他读了《文学回忆录》，立即找到了李梦熊的线索。
《周刊》：今且看来，木心的读者在文坛之外，反而许多年轻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这使您对“恢复传统”“回到原典”或“文艺复兴”有期待吗？
陈丹青：没有期待。能回常态就不错。不要拿了木心当“有用”“有为”。无为地读他，反倒或者有用的。他讲课说，文艺有什么好处呢：写着写着，作者自己好起来。
《周刊》：他对他自己这辈子是个中国人有说法吗？
陈丹青：从来没有。他说，我是一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翻了脸，是指走了，因为爱国，我才走。他讲起屈原、陶渊明、曹雪芹，表情马上变，那是什么感情啊。爱国人士知道他们爱中国的什么吗？什么是中国，他们懂吗？
转了背的理想主义，是说，我往回看，我的理想是在古代。他说人类不会好的，没有进化这件事情。
《周刊》：可能这就明白他对他自己所处的一个环境的认知。
陈丹青：我给他看他十九岁时的照片，他在病床上扭头痛哭。我问他当年怎么不留一张？他说拍了就送掉了。我说这么珍贵，为什么送掉？他说：“国破家亡，这些东西算什么。”
他还是那代人。他佩服周作人、胡兰成的才华，但私下不原谅他们失节。他给我看周作人的字，说，你看看这种字，所以失节呀。他是我爸爸妈妈那代人，忘不了。他谈日本文学，说是一九七几年恢复邦交，日本展览来上海，升太阳旗，老辈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来。这是很质朴的话。
《周刊》：他晚年选择回来，心理上有什么障碍？
陈丹青：老了嘛！他说，人家说视死如归，我是视归如死。他跟鲁迅很像的，随便什么事情，他早有一句话等在那里。你看了那句话，你也别说了，他已说透了。
除了鲁迅，他是唯一我见到的作家，你选不完他的句子，太多了。
《周刊》：这几句，其实是可以跟这个时代对应的。
陈丹青：他说：“姜子牙封了封神榜这么多的人物，推哪吒，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但这些话不是在说哪吒，尼采、艺术家、武功、莫扎特、孤儿，都给说出来了，最后加起来，又把哪吒说出来了——几百年了，谁这么说过哪吒？谁又这么说过尼采和莫扎特？
这就是修辞，我觉得说他诗人，有点低看他。恕我无知：其他诗人说得这么好吗？
《周刊》：他有时口气之大，让人瞠目，又会心。
陈丹青：是，口气大。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脸色很正，狠狠的，不假思索的样子。他说耶稣那一套，完全无政府主义，完全虚空。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根本不可能。谁敢这么说话啊，但你想想，对的。我记得他说到时，眼睛一亮，脱口而出。
《周刊》：他所谓“流亡是我的美学”应该如何看待？
陈丹青：那是乔伊斯说的，木心倒过来：“美学是我的流亡。”他“精玩字词”，常用前人的原句调换调换。你真的解作“玩”，错了，上当了。他常以玩句表达深沉的意思：“视死如归，视归如死。”前一句其实是中国式的漂亮话，后一句直见性命，是真言。
美学与流亡，乔的主语是“流亡”，木心的主语是“美学”。流亡者大谈“流亡”，犯忌的，俗了（所以他讨厌王尔德一天到晚谈“唯美”），木心来个反拨。其实他不玩什么“美学”之类理论词语，但这么一借，“流亡”反倒给说出来了，东欧苏联那么多流亡者，痛说流亡，见这一句，会惊异的。
他的绝招，是随手拿了经典句子、说绝的句子，再来绝它一绝。
这话也可解作他自己的写照。他看待艺术（即所谓“美学”）从来无视地域时代。春阳说得对，木心扔句话出来，从来不是一个两个意思。
《周刊》：你的语言是不是受到他的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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