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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来说，胡适主张在&1dquo;自然的演进”上，加上人为的&1dquo;一鞭”，使演进加，成为革命；在政治上，胡适就没有这么果决的加上&1dquo;一鞭”了，而是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在文学上，胡适要以白话来彻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无论政府多么腐败，他从不曾说过要推翻某个政权，而由另一个政权取代之。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愤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民气最高涨的时候，泼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适走的绝不是&1dquo;群众路线”，相反的，他的主张往往是反群众的。他有的是&1dquo;冷眼”，而不是&1dquo;盲目”。（《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88—289页）
周质平对胡适的整体评价是：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1dquo;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1dquo;知难，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点清凉作用。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1）
胡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话文吗？白话谁不会说，白话文谁不会写？就是现在，到了白话文运动兴起八十多年后，还有人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论语·宪问》里孔子说：&1dquo;微管仲，吾其披左衽矣。”按杨伯峻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仿照这句话，也可以说：&1dquo;微胡适，吾其披左衽矣。”若不是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我们现在还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的国民，一个的社会。国民、社会的造就，还有待数年后起来的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
这样的功效，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是很好理解的。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说：&1dquo;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he11ip;&he11ip;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1squo;我在说话’，而是&1squo;话在说我’。”换句话说，用什么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也就是说，用文言，就是旧人，用白话，才是人。用文言，社会永远停滞不前，用白话，时代才会更，社会才会进步。
要根除旧社会的遗害，要造就时代的公民，就必须用白话文；嘴里说着&1dquo;之乎者也”的人，你别想让他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没有这些现代观念的人，绝不能说是一代人。没有的人，也就不会有的社会。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并明确起来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只能说是一种平和的改良的建议。倒是陈独秀的认识，比胡适还要激进，还要彻底。是陈独秀将这个&1dquo;刍议”，一下子提升为&1dquo;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陈独秀的呼应文章刊出，径直就叫《文学革命论》。其中说，&1dquo;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又说，&1dquo;今欲革政治，势不得不革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里，已把文学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了。陈独秀是个革命的鼓动家，真正要将白话文推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还得胡适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不用别人开导，胡适很快就认识到，白话文的运用，绝不是一种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场社会意识与社会规范的改革。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任何陈腐的观念和窳陋的习俗，都将在白话文的攻势下溃败与消亡。在前面引用过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作者说：&1dquo;在后来的论争中，胡适的创见是，白话文必须取代文言文，而不仅仅只作为文言的补充。”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同一作者对这一点说得就更为明确了：&1dquo;文学革命从其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可以说，将白话文不仅是作为书写的工具，而是作为改革社会的利器且终其一生身体力行，乃是胡适对中国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1dquo;微胡适，吾其披左衽矣”。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白话文的意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更为坚实的史实根据，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的同时，就开始写他的《白话文学史》。最初是他的讲义，也不是叫这个名字。据《白话文学史·自序》上说，一九二一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他去讲国语文学史，他在八个星期之内写了十五篇讲义，约八万字。这部讲义叫《国语文学史》，只写到南宋的白话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开学校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忽然想到要修改这部讲义，当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删改，归并为三篇。仍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的纲目。不久办起《努力周报》，后来又病了，没有工夫实行这个大的计划。直到五年后从海外回到上海，时局动荡，难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待到和徐志摩等人办起月书店，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决定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说是修改，实则是重写。&1dquo;从汉初写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预计全书写完，大概有七十万到一百万字。实际上，只写到唐代就停止了，约二十一万字，叫做《白话文学史》上卷。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也只写了上卷，终其一生，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因此有人说他是&1dquo;上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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