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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1dquo;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1dquo;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1dquo;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o日，《月》创刊号问世，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那时（1o;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这大约就是《月》的基本阵营。&1dquo;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玩&he11ip;&he11ip;”，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1dquo;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月》月刊的封面&he11ip;&he11ip;”1923年1o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1dquo;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o;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1dquo;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1dquo;屠杀无辜”的&1dquo;空前的血案”——&1dquo;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1dquo;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o;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1dquo;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1dquo;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1dquo;红的白的尸体”、&1dquo;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1dquo;一片云”自许的诗人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o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he11ip;&he11ip;而醉，&1dquo;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o;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1dquo;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1dquo;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1dquo;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1dquo;憨大”，不是&1dquo;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1dquo;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1dquo;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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