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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审判（3）

当初在巴黛农所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1dquo;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也不会。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在此之前，我谨作证：生了一场偷盗，作案者是两个强盗。”

整整过了一百年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法庭上对强盗进行世纪性的审判。中国人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强盗也不再是胜利者。强盗跪下了。

岛村三郎被带上了被告席。摄影机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他。工作人员跑前跑后，无声地忙碌着。

&1dquo;你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

&1dquo;没有。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在十一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1dquo;现在你对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

岛村三郎明白，旁听席上的各界代表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认罪态度。他长嘘了一口气，为了方便翻译，他用缓慢的语说出自己的心情。

&1dquo;1939年，我在三江省依兰县镇压了共产党。我亲临现场指挥了这场镇压。警察署阴暗的看守所关满了&1squo;囚犯’，我走进牢房视察，命令警察严刑拷问，用什么刑罚都可以，一定要让他们彻底招供。

警察的咆哮、皮鞭抽打皮肉和被害者痛苦的惨叫声飞出了黑牢窗口冰冷的铁栏杆。

&1dquo;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仅仅在这次刑讯拷问中，我就残害了4名中国人宝贵的生命。我对他们视如猪狗。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当年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这里，包含着人性的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眶。他停顿了一下，稍稍地抬起脸。

&1dquo;当年，我满怀帝国主义的野心，杀害中国的和平居民，任意污辱、迫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并把这些通通当作效忠天皇的业绩。我是个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1dquo;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我现在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在十一年中犯下的严重罪行。我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我没有资格活在人世间，所以请——”

他往后退了几步，猛地跪倒在地毯上，泣不成声地请求判处死刑。

&1dquo;请审判长对我严厉惩办。”他一手按着膝盖，站了起来，向审判长深深行了一个9o度的鞠躬礼。然后，他把身子猛然转向旁听席。

&1dquo;各位旁听代表！”他放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他想把自己真诚的请罪心情告诉他们，要求人民严厉惩办他。一名离他最近的卫兵急忙跑到他身边，制止了他激烈的举动。

继6月9日开庭审判铃木启久、藤田茂等8名日本战争罪犯后，7月1日起，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开庭审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岛村三郎也在其中。这28名战犯在伪满洲国行政、司法、警察等机关和宪兵队中担任不同的重要军政职务，分别犯有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僭夺我国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此间，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这8人都是双重战犯，分别以日本军政官吏等不同身分，参加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罪行；日本投降后又加入阎锡山的军队，直接参与了反革命内战，犯下了罪。此外，于6月11日在太原开庭审判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

沈阳后一次的审判长为贾潜。太原的审判长是朱耀堂。

对这四批战犯的《起诉书》中列举的犯罪事实，是以大量的人证、物证和书证等为依据的。如铃木启久一个人犯下的各项罪行，即为被害人及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81件、证人的证词45件、查讯录89件、调查报告1件、照片38张等证据所证实。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的罪行则由以315件档案书刊、36o证人证词、642件控诉书以及被告人的供词等大量材料为依据。

在庭审调查中，溥仪作为证人出庭，详细揭露了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战犯在东北犯下的罪行。他痛陈道：&1dquo;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是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满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伪满的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他们召开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伪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作出决定，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后，再经伪满洲国务会议和伪参政会议通过，并向我作形式上的报告，经我形式上的&1squo;裁可’而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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