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从一名普通机要交通员跃升为交通站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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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山成功闯过红岗庙村后不久，淮海战役结束。之后，杨学山很长一段时间没出差送信。
1949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前的一天，杨学山正看书学习，孙班长又来叫杨学山了。他唬着个脸不高兴地对杨学山说：“李科长叫你去！”说完，一转身走了。
“李科长叫我？”杨学山放下手中的书，看着孙班长的背影问。
孙班长头也没回就走出了宿舍。
杨学山看着爱搭不理的孙班长，揣摩起来：李科长又来了！上次闯红岗庙村的重要且危险的任务就是李科长来既要交通队后叫他去执行的，李科长这次又来既要交通队，而且又亲自点将，莫非这次李科长来又要把什么重要任务交给我？执行这次重要任务将面临着什么困难？那儿的地主武装有多少号人？杨学山边想边向队部走。
这是杨学山的习惯，——他总想尽可能地事先做出些准备，以便为顺利完成任务，尽可能多地能赢得时间。
到了队里，李科长满脸笑容地对杨学山说：“经过闯红岗庙村地主武装的考验，证明你对党忠心耿耿，而且工作上任劳任怨，是党的忠诚战士，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经上级批准，任命你为业县县委办公室收信站站长！”
当时收信站长是个多大的官？如果套用军队的职务，站长相当于军队的小排长。也就是说，杨学山从一个机要交通员提升为站长，相当于从一个小士兵越过副班长正班长还有副排长，跨越式地提升为了一名排长。
当上业县县委办公室收信站的站长是杨学山第一次通过自己拼命努力得到上级的认可而得到提升的。
杨学山当上业县收信站长没多长时间，明阳地委与许都地委合并，杨学山又去了两地委划归后改名为许都地委管辖的嘉县县委办公室收信站当站长。
1949年夏天，许都地委组织干部下乡宣传。由于平时勤学善思，杨学山积累了满肚子的“经纶”，不论在座谈中还是在会上，杨学山起言来，总呱呱一讲就一两个小时，而且还都得自己克制停下来，让出时间让其他人言。这在当年穷人革命队伍里净是些大字不识一箩筐，起言来支支吾吾讲不出几句话的年代里，杨学山简直就是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了！为此，杨学山被地委机关支部评为模范宣传员！并从站长又升官了！——升为许都地委行政收员！
读到这儿，也许现在的人都不理解，——我的天啊！九死一生！还刻苦学习到了满腹经纶！才提了一个收员！这是一个多大点儿的官啊！人们管县长叫九品芝麻官！行政收员不知能数到几品官！现在我们要说谁谁没能耐，什么都不会干，才被叫去看大门收报纸呢！
从当年杨学山升了两次官才升为地委行政收员看，收员的职位可不是现在人们眼中的那样卑微。按现在村、乡、县、市、省五级政府来衡量，杨学山是以村干部的级别选为南下干部的，之后又从机要交通员升了两次才升到地委办公室行政收员！所以，从当年杨学山仕途升迁过程来看，千万不要瞅不起收员，特别是不要看不起地委办公室行政收员，当年地委办公室收员职务可不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没能耐，什么都不会干的，只是收收报纸，信，看看大门，那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才能当，要知道有许多保密机要文件要过收员的手！没有经过血的考验，没有一提二升，你想当行政收员还当不上呢！
1949年下半年，杨学山以许都地委办公室行政收员的身份参加了农村土地改革培训班。在培训学习中，杨学山在学习的言中又尽显英雄本色，被组织看中，抽调到农村工作组，加入到许都郊区试点乡村搞土地改革。
所谓的试点就是想把老解放区土改的成功做法与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结合起来，把那些在老解放区成功的，又适应新解放区的土改做法扬光大，把那些虽然在老解放区很成功，但不适合新解放区的土改做法剔除掉，摸索出一套在新解放区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为此，当时地委在丁庄和红岗庙两个村设了试点。
丁庄工作组由地委秘书刘秘书和地委妇女委员会委员樊主任和杨学山组成。红岗庙工作组由法院院长钟原与十几名知识分子组成。
丁庄村的工作局面迅被杨学山他们打开。而红岗庙村的工作局面迟迟打不开。
这倒不是说地委秘书刘秘书、地委妇委会委员樊主任和杨学山他们比钟原和十几个知识分子能力强，而是，红岗庙村的工作难度比丁庄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相当大，比当初想像的难度大得多。
早在派工作组前，组织上就对红岗庙村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村里有个恶霸赵家豪，他诡计多端又凶残暴虐，手下还有一股不小的地主武装。决心铲除这一恶霸势力，把红岗庙村列为批土改重要试点，为中原地区的土地改革点亮一盏明灯。为此，派往红岗庙村的工作组采取人员高配置，——派出前所未有的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除了专门任命经马列学院熔炼过的大学生钟原为红岗庙工作组长外，还从各个部门抽调十几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
这么高配置红岗庙村工作组的力量在当时缺少知识分子的革命队伍来说太奢侈了。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大多是穷苦人，大把大把的文盲，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而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解放区的乡村土改急需能看懂各种文件并能写出工作报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了当年的稀缺品。
从当年革命队伍的文化水平来看，不论从人员数量上看，还是从工作组的知识水平衡量，红岗庙村工作组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并且其工作能力也足够高。这十五六个知识分子都能说会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讲起革命道理来条条是道。而旁边的丁庄工作组只派去了三人。。
钟原工作组一进红岗庙村，就把土改工作组的架子支了起来，还在村里主要街道上贴布告和标语，宣传党的政策。然而，主动来反映情况的没几个真正的贫雇农，净是些村干部和大地主恶霸赵家豪指派来的，号称是贫雇农。他们进屋兜来兜去，就是不谈红岗庙村的土地分布和农户状况等一些工作组要调查的问题，而且说不了几句话，就强拉硬拽工作组人员去他们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声称红岗庙村的情况特别复杂，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完，也说不清楚，而且干巴巴地说没有情调，只有边吃边喝边聊，才能把红岗庙村的情况讲清楚。如果路上遇见工作组要去贫苦农民家去“三同”，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工作组进到贫苦农民家，死乞白赖地往自己家拦。当工作组问及红岗庙村的情况时，他们都说，自打解放后，红岗庙村的革命形势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好，每家门口都插上了红旗，现在全村上下一片红！红岗庙所有人都拥护新政府。特别是赵家豪，现在特别开明，特别守法，坚决拥护新政府，他家门口插的不是一面红旗，而是两面红旗，而且是红岗庙村最大的两面红旗，旗杆也是红岗庙村最高的，赵家豪还特别服从农民协会的领导，农会要求他做什么，都不惜财力物力做得好好的，赵家豪主动把生产资料拿来帮助贫苦农民的，不再剥削也不再欺负百姓了……当工作组人员又问红岗庙村里谁最穷，谁最苦时，他们都说以前自己最穷最苦，解放后，当了农会的领导后才吃上饭穿上衣的，就是不说出红岗庙村里最穷最苦的人家，把工作组与穷苦农民隔绝开来，让工作组无法抓住“根子”（“根子”是指解放初土改运动时，土改工作组可以依靠的根本，主要是指贫苦、积极、勤劳、正派的贫雇农，经过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共产党总结出一个掀起土改运动的主要经验：把“根子”串连起来，动员起来，农民就能动起来，土地改革运动就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钟原等红岗庙村的工作组人员并不灰心，他们想方设法了解到赵显龙、赵酒柜等十多户常年给赵家豪扛长工，当佃户，受尽了赵家豪的压迫和剥削，对赵家豪有深仇大恨的贫苦农民，并悄悄地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启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与赵家豪大地主斗争。
然而，让钟原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工作组白天动群众，“赵阎王”夜间就派人登门威胁，致使工作组找来的这些穷苦农民没有一人敢站出来的。不只是不敢站出来与赵家豪斗争，还不敢说赵家豪一句坏话。当问到赵家豪对他们的残酷剥削的情况时，有的把话说了半句又咽回去，有的竟然说赵家豪如何如何的好，对他们没有剥削，都是赵家豪养活了他们，看他们没地，把地让他们种，才没饿死活到了今天……
工作组一看直接问赵家豪的情况，贫苦农民都有顾虑，就绕开赵家豪的话题，想从问及其他地主富农的情况入手。但这些贫苦农民回答问题时，还是顾虑重重，从不主动说话，都是你问上一句，他才答一句，说话拘紧，目光胆怯，说不知道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家里有多少财产，多少地，常年雇多少长工。
更让工作组不能理解的是，明明是工作组来帮助穷苦农民分赵家豪地主富农的土地，帮助他们打倒欺压了他们多年的地主恶霸，帮助他们翻身得解放，帮助他们摆脱贫穷，可仍有贫苦农民白天参加了工作组的启会，晚上就跑到赵家豪那儿汇报白天的会议内容。
即使是这样，钟原和工作组人员还是没灰心。他们认真地分析红岗庙村的情况，认为，红岗庙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对党的土改政策不甚理解，是工作组还没有把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宣传到家，一旦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工作局面马上焕然一新。于是钟原和工作组的人员分别到穷苦农民家宣传政策。
但是，让钟原意想不到的是，红岗庙村的贫雇农不让工作组进家。有的看见工作组的人员要来家里“三同”，不是赶紧把门反闩上，拒绝工作组的人员入住，就是老远就跑回家，锁上门，然后躲到其他地方；甚至工作组人员趁这些贫雇农不备，突然钻进他们家时，这些贫雇农吓得惊惶失措，像轰贼一样，赶紧把他们推出门外；个把农户即使让工作组的人员进家进行“三同”摸情况了，也张口说话了，但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说远处的不说近处的，说扣押了的不说未扣押的，说别乡的不说本乡的……
这样，红岗庙村的土改局面一直打不开。
土改工作组长钟原面对红岗庙村难以开展的土改局面一筹莫展：这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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