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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还依据人们对&1dquo;仁义礼”的掌握和保持程度，将人划分为小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几个等级：小人道德败坏，庸人只知谋财，士人追求向善，君子才是理想人格。君子坚守仁义，依礼而行，孔子曰：&1dquo;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曰：&1dquo;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除了仁义礼之外，君子还具有仁智勇&1dquo;三达德”，孔子曰：&1dquo;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是道德纯粹、人格完美、知识丰富的人，他具有优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醇熟的处世经验和优雅的行为举止。他们心怀善心，爱人利人，立人达人；他们追求真理，忘却物欲；&1dquo;君子谋道不谋食”，&1dquo;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他们既极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1dquo;修己安人”，&1dquo;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志高雅，拔干流俗之外——&1dquo;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们乐天知命，无忧无惧，视富贵如浮云，穷达不住放心而&1dquo;安之若命”；又豁达大度，宽人严己——&1dquo;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dquo;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1dquo;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he11ip;&he11ip;君子是人间真善美的化身，时时处处表现出仁慈的爱心和智慧、正义的光彩，将温馨与文明洒满人间。君子又与宗教修士和遁世高蹈的隐士不同，君子高雅，但不避世；君子入世，但不庸俗&he11ip;&he11ip;他们是生于人间，长于人间，并服务于人间的，从人世间来又回到人世间去的世之精英、人中俊杰。儒家追求理想人格、造就&1dquo;君子”风度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君子去治世行善，拯救人类。修己的目的是&1dquo;安人”、&1dquo;安百姓”，是&1dquo;博施济众”，这就是在君子之后还设定贤人、圣人的原因。简言之，修养高的君子多做善事就是贤人，功德圆满就是圣人。君子就是下欲抚救苍生，上欲成贤企圣的最佳人选。他们进则兼济百姓，实现&1dqu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完成&1dquo;内圣外王”的事业；退则坚守人格的自性完满，严守操行，独善其身，任何威胁利诱都不可移易，此即孟子描述的&1dquo;大丈夫”形象：&1dquo;后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除了对君子典型人格的提倡外，还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意识和文明知识的启和培养，认为统治者接受教育会仁慈爱人，下层人民接受教育就会知规矩、听使唤——&1dquo;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说：&1dquo;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因此儒者认为，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是必要的，主张为政当&1dquo;足食、足兵”和&1dquo;庶之、富之”，但并不以此为终点，更不以此为目的。儒家清楚地看到，倘若富而不仁、逸居无教，不知自律，不守道德，那么人就与禽兽无别。孟子曰：&1dquo;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荀子说：&1dquo;无富无以养民性，无教无以理民性。”故孔子在强调&1dquo;庶矣富矣”、&1dquo;足食足兵”同时，没忘了&1dquo;教之”&1dquo;信之”；孟子在主张&1dquo;饱食暖衣、逸居”的同时，亦重视&1dquo;教以人伦”；荀子在&1dquo;富之”之后也强调&1dquo;立大学，设库序，修六礼，明七教”以提高人民修养。故《诗经》说：&1dquo;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都阐明同一个道理：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
在社会问题上，儒家特别崇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谐，与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固然迥异，也与不讲条件、不顾事实地推行平均主义、世界大同大异其。儒家的和谐是建立在秩序基础上有序的和谐，而秩序又以社会等级为基础。儒家社会和谐理论建立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社会普遍存在的差别。先，儒家看到天地万物、社会百态无不干差万别，不可齐一，孟子曰：&1dquo;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曰：&1dquo;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天高地卑，上智下愚，此优彼劣，东长西短&he11ip;&he11ip;皆客观存在，不可忽视。如果忽视这一差别，小则贤不肖易位，优劣颠倒，社会动荡；大则智愚相争，贵贱相伐，导致天下大乱。面对这些差别，儒家不是愚蠢地、不切实际地作&1dquo;比而同之”的胡思乱想和胡作非为，而是正视现实，承认差别，并根据差别来确定等级，使是非贤愚、长短高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以便各尽其能，各用其才。从而形成上下等级和贵贱秩序。荀子说：&1dquo;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荀子·王制》）等，即差别性；制，即等级制。孟子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肯定了劳逸贵贱关系：&1dquo;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he11ip;&he11ip;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社会分工的差别，是形成贵贱等级的客观依据：贤者在上，不贤者在下；贤者劳心，不贤者劳力；劳心者享受供养，劳力者供养于人&he11ip;&he11ip;在儒家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否则，如果以不肖居位，贤者在下；或者将贤和不肖等量齐观，都会造成混乱——&1dquo;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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