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紫垣曹署荣华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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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从江州溯长江而上，穿三峡到达忠州，兴冲冲到了城内，却现这个江边小城，连条能跑马车的平路都没有。

“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白居易本是刺史，可乘用五马朱轮的专车，但忠州尽是崎岖陡峭的石磴路，他只能“虚受朱轮五马恩”了。白居易在当晚写就的《初到忠州赠李六》诗中，出这样的怨叹。

不过，白居易一向以“兼济”为志，既已来到了忠州，他希望自己可以在这里有用武之地。

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励精图治，一定能改善忠州的现状，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谋福。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白居易写道：“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抚忧勤”。

正如后世史书所记载，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忠国事，劳民事，劝农生产、鼓励农桑，身先躬行、省事宽刑、怜老爱子，开山修路、植树种花、与民同苦乐”。

唐初，征收赋税沿袭北魏的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可以用绢或布代役，叫作“庸”，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作“调”。

后来，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78o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白居易上书向皇帝建议“宿弊必除，旧章咸举”，并在忠州竭力推行这一政治主张。

自白居易就任刺史后，忠州连续两年大丰收。白居易曾在衙前宴请府吏和州民，兴高采烈地欣赏“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

年终岁尾，白居易格外思乡。离开长安城快五年了，他感慨良多，作了这《岁晚》，劝慰自己：“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既然天子有命，屯分有令，那么心就此安下，但做实事，不问前程。归去未必是福，离开也是一种新生，何必对过往纠结呢？

这一年的除夕夜里，白居易写下《除夜》：“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

至此，白居易早年血气方、刚积极向上、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逐渐转变为独善其身。

虽然白居易听不懂四川话——《征秋赋毕，题郡南城楼》：“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吃不惯当地饭——《即事寄微之》：“衣缝纰缧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然而一州之长的官职，对白居易的升迁是个有利的过渡。

元和十五年（82o年），唐穆宗李恒即帝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

当接到赦还京师的诏命时，白居易已深深迷上了忠州。

离开忠州时，白居易与这里的一草一木依依作别，有诗云：

“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

何处殷勤重回，东坡桃李种新成。”

在还京途中，白居易还写下多篇回忆忠州的诗，“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称赞忠州“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即使置身喧嚣繁华的京师，他也是“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

白居易在忠州投入了心血和汗水，和官民打成了一片。当一个人投入很大的心思在一个地方，慢慢地也会把感情倾注在那里。

忠州此后常常出现在脑海中，白居易先后共写了1o4咏叹忠州的诗词。

忠州是白居易到杭州赴任前的一个插曲，却再次激起他兼济天下的初心，自己虽然“独善其身”，也不妨碍多为黎元办点事。

一心为民的人，百姓自然会铭记。后世人在忠县建起了白公祠，依山傍水气势恢宏。白公祠景观精致，有荷花池、诗廊、诗碑林、醉饮阁、白园和白居易塑像，也有白居易喜爱的木莲树。园内建有洗墨池，白公铜像，东西两侧用花墙隔开，地势东高西低，南面房舍依坡而建，为船楼建筑。一条仿古长廊出现在你眼前，长廊两旁挂有白居易所写的1o多诗歌。祠中陈列着白居易的谱系、生活纪年，到忠州为官时的各项政绩。

元和十五年五月，白居易回到久违的长安。

白居易当时已经文名盖世，又是先帝近臣，因此深得穆宗敬重。

白居易在司门员外郎的位置上才坐了大半年，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又接到诏书，穆宗任命他为礼部主客郎中（从五品上）、知制诰。

知制诰是中书省负责审核、起草制书的官员，随侍皇帝，执掌机要，地位十分显赫，其职能近似于翰林学士，但相对而言其独立性更强，地位也更高。

他在《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同宿话旧感怀》诗中，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

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

紫垣曹署荣华地，白郎官老丑时。

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

白居易再次进入了中央权力核心，有了挥才华的大舞台。

更让他高兴的是，自从被贬江州以来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弟弟白行简也被任命为左拾遗，兄弟两人都能在皇帝身边工作，是一件非常荣耀的美事。

在唐朝，有所谓“职官”的概念，“职”是指职事官，白居易前面所任的主客郎中就是他的职事官；而“官”主要是指散官，是用来区别各种政治经济待遇的官品级别。

在唐朝前期，官员俸禄是按照散官的品级来放的，但后来散官逐渐失去实质作用，特别是官员俸禄改成按职事官品级来后，散官就变成了仅具有礼仪上的象征意义。官员衣服的颜色，仍以散官为准来区别，即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品及以下服青绿。

白居易虽然职事官已当到主客郎中（从五品上），但其散官仅为朝议郎（正六品上），所以只能穿青绿色的朝服。白居易对此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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