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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有过开心的时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时。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国出差一个月。在那三十天的时间里，妈妈和我得以摆脱他那双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那年12月，伦敦下起鹅毛大雪。整个花园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和妈妈堆了个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识的行为，反正我们把雪人堆得像我们那个不在家的主人：这个雪人大腹便便，我给它取名叫“老爸”，用两块黑色石子做眼睛，两根弯弯的小树枝做成眉毛，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他。为了让它更像他，我们给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并让它拿上一把雨伞。接下来我们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并像调皮的小孩那样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风雪。妈妈上床时，我假装睡着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进花园，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伸出双手捕捉飞舞的雪花，看着它们在我的指尖上消失。这让我有点悲喜交加。似乎有几句真理哽在我的喉头，但我又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词汇少得可怜，说出来的话像一张破网，根本抓不住我想表达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抓住逐渐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样；这种占有转瞬即逝。它提醒我在这幢房子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广阔无垠、乎想象的美丽世界，一个我当时还无法触及的世界。这些年来，这些情景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裹在这些记忆外层的痛苦，使那短暂燃起的自由之光显得倍加明亮。那是无际黑暗中的一点灯火。

我意识到，唯一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规避——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须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岁那年，我获得了上大学的必要成绩，终于离开了萨里郡，离开了那幢监狱似的半独立式住房——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其实我想错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在我身上内在化，在我身上内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终与我如影随形。他那个可恶、无情、暴怒的声音始终陪伴着我——厉声叫骂，说我是窝囊废，不要脸，不成器。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声音变得让人难受，令人麻痹，它们控制住了我。我吓得浑身软，出不了门，参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动，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离开家。希望荡然无存。我被打败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绝境，无法解脱。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药房，买了一大堆扑热息痛。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我一次只买几盒。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隐形人。

我的房间很冷。我用冻得麻的手指笨拙地打开包装盒，强迫自己把那些苦的药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着我爬上那张窄窄的、躺着很不舒服的小床，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来。

可是死神始终没有来。

我等来的是胃肠道烧灼般的绞痛。我弯腰吐起来，把胆汁和还没溶解的药片一起吐了出来，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里火烧火燎，没完没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渐意识到：

我不想死，至少现在不想，我还没有活够。

这个想法给了我一线希望，尽管很朦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认识到，单枪匹马是于事无补的：我需要帮助。

我找到了这样的帮助，通过大学咨询服务部。帮助我的人叫鲁思，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体态丰腴，满头白，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祖母。她的脸上挂着同情的微笑——我相信这样的微笑。起初她并没有说很多的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诉说。我谈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现，无论我谈到多么痛苦的细节，我的内心都无动于衷。我与自己的情感是脱节的，就像一只与手腕断开的手。我谈了那些痛苦的记忆和自杀的冲动——但我没有任何感觉。

然而，我会偶尔抬起头看着鲁思的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听我讲述的时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这么说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那些泪水不是她的。

那些泪水是我的。

我当时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心理治疗。病人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给他的治疗医生：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恐惧，代他进行亲身体验，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对这种体验的感受反馈给他。鲁思就是这样把我的情感反馈给我的。

鲁思与我的交往持续了好几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她，我内化了一种与另一个人建立起的型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诚实与友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责、愤怒和暴力——的型关系。我渐渐开始从内心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我已经不那么空虚，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虽然内心那个可恶的声音从未完全离开过，但我现在有鲁思的声音与之抗衡，而且我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减少。久而久之，我头脑中那些声音逐渐平息，有时甚至暂时消失。我会感觉很平静——有时甚至很高兴。

很明显，心理治疗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质量。这种谈话治疗方式，对于我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定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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