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案中案39（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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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如果来串门走亲戚，带一捆黄瓜过来倒也算人之常情。但这黄瓜带过来之后，应该是拿到主人家。就算这女人是小区居民，出门买黄瓜，回了一趟家后，也应当把黄瓜放在家里后，再轻装出行。

问题就在于，这女人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电瓶车前端的车筐里放着的黄瓜始终就没动过。

如此一来，答案就只有一个：她并非来串门，也根本不是小区居民。

这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来此“踩点”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段明假设的“职业杀手”。黄瓜是她用来掩饰自己的行为，打消小区居民疑惑的乔装道具。她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此举会成画蛇添足，成为警方将她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线索。

这让段明对这个女人的“专业能力”产生了怀疑。但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个女人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地位。

段明提供的这条线索，让王元鹅的死重重地倾向于“他杀”一端。马弘文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叫段明的年轻人。

至此，总是疑神疑鬼的马弘文，终于扬眉吐气，狠狠打了背后说他在“瞎折腾”的烂嘴巴们的脸。

现场勘察和尸检报告都已确定王元鹅系“自杀”，如果要给王元鹅的死定性，这理所当然就是客观依据。

外界的舆论早就吵翻了天，大家都压力山大，没日没夜地开展工作，都巴不得早结案早收工。这个小眼睛的矮胖子在已有结案依据的前提下居然还不结案，还说就算是“自杀”也必须得有“自杀动机”，如果找不到王元鹅的“自杀动机”，那就存在“他杀”的可能性。

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是领导你说了算。大家讲政治顾大局，服从命令听指挥，一阵埋头苦干，结果，别说“自杀动机”，就连毛都没找出来一根。

这时，就有人说，王元鹅都已经得了艾滋，离死不远了，就算谁和他过不去，也犯不着多此一举杀人泄愤。

所以，客观上来看，王元鹅已经失去“被杀前提”。我们虽然找不出“自杀动机”，但同样不存在“被杀前提”，在已有客观依据的基础上，将王元鹅的死定性为“自杀”完全没毛病。

说这话的人，不知道王元鹅并非艾滋病患者。

王元鹅的病情属于高度机密。不仅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刺激舆论，更重要的是当时马弘文也怀疑背后有资本操作，担心消息外泄打草惊蛇。

结果多方调查，却现电视台高层，以及医院高层对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一事一无所知。

于是，资本操作这一怀疑假设似乎并不成立，马弘文对王元鹅的病情是否还有继续保密的必要，也就产生动摇。这才有了是否将王元鹅的病情向外公布的考虑。

当然，针对这一怀疑，调查到最后才现从头到尾都只是张培那个二百五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在一手操办的结果，这让马弘文的老脸上又多了五个清晰的手指印。

但王元鹅失去“被杀前提”的说法却又让马弘文从中受到启：

如果存在“凶手”，并且和王元鹅之间有矛盾，那么“凶手”应当知道王元鹅的病情状况，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对王元鹅产生，或继续保持“杀人泄愤”的想法或冲动。而不是产生“王元鹅反正有了绝症，就让老天去收拾他”，这样的打消了作案动机的想法。

王元鹅死前，至少有2o多个夜晚在“散步、看星星、听人拉二胡”，如果他的病情有所泄露，应当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生。所以，面对张培曾擅作主张将王元鹅“散步、看星星、听人拉二胡”这一重要线索隐瞒时，马弘文极度无语。

在这一假定条件下继续分析：

“凶杀”既然知道王元鹅“抗艾斗士”的身份是个西贝货，却没有选择将这一消息向外扩散，进而让王元鹅“身败名裂”，而是选择将其“杀害”，这说明至少在“凶手”看来，他和王元鹅之间的矛盾只能以王元鹅的死才能终结。

什么样的矛盾，只能以一方的死才能宣告终结？

马弘文认为，要么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一类，不死不休；要么是极为严重的利益纠葛，比如，涉及商业合同、遗产继承、财产瓜分等，只有一方死了，才能产生利益最优方。

在并无更多线索信息的条件下，马弘文的分析和推测也只能到此为止。

在没法拿王元鹅并未感染艾滋病的客观事实进行反驳的前提下，马弘文只能“一意孤行”，强力推进。

在马弘文看来，要么找出“自杀动机”，结合尸检和现场鉴定报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为王元鹅的死定性，要么找出“被杀”线索，立案侦察。

可大家脚不沾地，衣不解带，忙得天昏地暗后，除了稀里糊涂之下帮一警队兄弟找出了在他头上种草的男人之外，再无其他收获。

因此，免不了就有一小撮烂嘴巴在背后说怪话，认为马弘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没事找事瞎折腾，想趁机炒作，蹭王元鹅的热点，让他自己“火”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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