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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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