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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入关后不久，准噶尔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首领是蒙古族的传奇人物噶尔丹。他坚毅、刚强、多谋善断，通过十年征战，统一了西蒙古四部。随后，他信心暴涨，制定了先统一天山南北，再统一整个蒙古民族，最后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较量手腕，恢复大元旧业的宏伟蓝图。

雄心勃勃的噶尔丹颇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个开始在蒙古制造铜币，稳定了草原经济，壮大了蒙古骑兵，很快征服了大半个新疆。中亚一带的民族，已经把他和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及东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论，称他为“博硕克图汗”，认为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会问鼎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蒙古族统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时。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使噶尔丹统一蒙古的梦想无法实现。接着康熙又两度率兵亲征，举全国之力与准噶尔蒙古较量，终于于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次大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在沙漠中怀抱未能实现的梦想，郁郁而终。

虽然击败噶尔丹一直被列为康熙最重要的军事成就之一，但事实上，准噶尔汗国仅仅遭遇了挫折，远远没有被打垮。在噶尔丹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很快又使汗国强盛起来。他们重拾噶尔丹的旧梦。雍正九年（1731年），清准两方再起战端，两军大战于和通泊。清军大败，副将军以下皆战死，西路军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部再度内侵，幸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拼命抵抗，才击败了准部。在雍正年间这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之后，清帝国和准噶尔握手言和，双方划定了边疆，开始了贸易，中国西部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战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噩梦，准噶尔部一直窥伺着内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像凶猛的狼群一样迅速出击，在大清帝国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来，虽然天下太平，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图，凡有准噶尔的消息，他都不放过。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汗国已经有一千多户东迁到察哈尔，归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命赏给他们牲畜，妥善安置。从这些人嘴里，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信息。

原来，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国原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他的三个儿子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领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投靠清朝政府寻求保护。

因此，接到汇报后，乾隆在第一时间即断定三车凌是真降。他命令守边将军妥善安插三车凌人口，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银两、米面和牛羊，还专门设了“赛因济雅哈图盟”，任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

投降的三千户西蒙古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不仅如此，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的功绩，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还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皇帝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他连续八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自山庄建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对待三车凌，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他们“万里远归”，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准噶尔汗国的虚实。他与三车凌数次长谈，深入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情况。他发现，今天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

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他下诏说明自己想大举兴兵作战的想法：

（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此正可乘之机。若失去这个机会，再过几年，等其局势平定，必然还会与我为敌作战。那时我军再与之战争，耗费必然更为巨大……朕以为机不可失，准备于明年分两路进兵。这是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

此诏一下，大清举国震惊。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乾隆本来是一个“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统治的前20年里，大清天下也风平浪静，边疆无警。除了那场本没有必要的金川战争之外，大清不闻兵戈之声。

发动平准之战，在所有人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主动出击成功，固然荣耀无比，一旦失败，那么他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自己也身败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决定出兵时，遇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之声。

理由之一是所谓“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败在大清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太深了，一提起准噶尔，他们就心惊胆战。在他们看来，蒙古人不来进攻大清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大清怎么可以主动挑起战端呢？确实，农业文明并非尚武型的进取文明。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几乎从来没有政治家和学者认真研究过这些蛮夷的内部政治结构和军事行动规律。历史上汉人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认为，这些蛮夷是“犬羊之性”，思维方式不同于人类，完全不可理喻。他们来如急雨，去如飘风，无法抵抗也不可预测。汉人对他们的莫名恐惧积累了几千年，已经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准噶尔汗国已经共享了20年的和平，双方都从这种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两次大战打了个平手之后，双方清楚地划定了边界，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在边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双方的贸易也迅速兴起，每次交易，牛羊上万头，给双方都带来了实惠。实现和平之后，清朝10多万大军撤回内地，20年间节省了数千万两军费，陕西、宁夏、甘肃等地民众也不用负担沉重的粮食供应任务，生活大大改善。正是边疆的稳定，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应该继续这种和平状态。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出兵就是“师出无名”，双方和平条约既已签订，大清乘准噶尔内讧之机破坏条约大举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国应该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全国上下已经习惯了和平，“人心狃于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规模对外作战，人们毫无精神准备。况且战争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特别是远赴西域，必须往西部运送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这些在几个月之内根本不可能。而且一旦战争失败，那么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胜追击，一举深入内地，给大清帝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这个后果，谁也承受不起。

虽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乾隆皇帝已经在大清帝国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权威，把大清官僚机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决定一发出，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些奴才怀抱着为主子考虑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样飞来反对的奏折。他们一致认为，皇帝登基以来，万事都英明伟大，只有这次的决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乾隆对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顾。因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与众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责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担的，是祖父与父亲两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将载有“宝亲王弘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康熙）于诸子孙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传位遗诏恭读一遍，“以志思慕之诚，以凛继绳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过半时，他曾说过：“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过其父而已，而我则身受皇祖、皇父两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还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惰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绝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统治的这一代平安无事。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一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因此，他要从内外两方面，尽可能彻底地消除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不过只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驭。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处理帝国周边事务，他有意识地下大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回顾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时说：“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岁之时，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过数年已经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说登堂入室深有研究。从蒙古语出发，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后来又开始学习回语，达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维语和藏语学到了什么水平现在无法具体考证，但蒙古语他确实是达到了可以熟练运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说的“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会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时，乾隆即“以蒙古语询其始末”，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经利用语言优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历史，在平准之后他亲自撰写过论述准噶尔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现状的《准噶尔全部纪略》。这篇文章综合了蒙古和汉文资料，对准噶尔的历史源流和部落结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证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当出色的学术作品。

基于这种知识积累，他对准噶尔问题看得很深很透。准噶尔表面上只是大清边疆上的一处癣疾，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整个陆地边疆稳定的核心。准噶尔地势险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东可以统一蒙古。这个国家的存在关系到西藏和东蒙古的稳定。如果不消灭这个汗国，西藏和蒙古就永无宁日。这一点，雍正皇帝早就已经指出：“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现在虽然双方订立了和平条约，但东方式的条约并不可靠。一旦准噶尔强大起来，必然会撕毁条约，重燃恢复大元之梦。

因此，即位以来，“西师”一直是一个盘桓在他脑际的重要问题。

站在今天的时间点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实是中原王朝扫平西部、彻底统一中国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准部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弱的时期，兵无斗志。而清朝经过三代经营，国力强盛。此时兴师，十拿九稳。人生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更是如此。这一形势，今天看来十分清楚，可是当局者迷，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们，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清王朝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皇帝与大臣们意见针锋相对，除了对战争的观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双方知识储备、国家视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远。而朝中大臣们则对这些“蛮夷”素少关注，对乾隆的这一决定难以理解。满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赞成皇帝的决定。战争结束后皇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

领导人的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一筹的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因此，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动大清帝国这架机器走上战争轨道。

乾隆皇帝后来回忆说：“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御制诗五集》）做官僚集团的思想工作，动员、组织文武官员投入这场战争，让他几乎精疲力竭。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分析清准力量对比，再三论证出兵讨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说：“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空，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之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见诸王和满族大臣，对他们说：“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人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了。大清帝国勉强开上了战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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