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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户逐渐地增加，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为忽必烈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隐忍避祸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必然损坏了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断难与蒙哥一决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反把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人质，表示并无异志。当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动了手足之情，不让忽必烈再说什么，而表示谅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

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武装夺权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军征宋。在征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东路军的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在攻宋战争中身负重伤，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州）钓鱼山下。留在漠北和林的忽必烈的弟弟、倍受蒙哥信任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诸子和亲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划继承汗位。一场权力争夺战旋即展开。

宪宗蒙哥是在南下伐宋的战争中死于合州城下的，因此，他生前没有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那样对嗣位问题做出安排。这就在蒙古王室内部引起了关于汗位的归属的激烈争吵。忽必烈有资格接替大汗地位，但其皇弟阿里不哥和宪宗的儿子们也可以继承汗位。这样，争夺汗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在拖雷系诸人间发生了。

宪宗蒙哥南征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鲁思，管理留守军队及诸斡儿朵，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另外，皇后忽都台以及蒙哥诸子都拥护阿里不哥，这就增加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声势。在军事上，他拥有留守和林的军队，随从宪宗南征的军队也有一部分归附了他。蒙哥去世后，大军在攻宋前线，阿里不哥先发制人，派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派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机调兵，进至离开平100余里的地方。开平一带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阿里不哥的军事行动给忽必烈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蒙哥去世时，忽必烈正奉命南征。为争夺王位，忽必烈决定返回漠北。正好南宋贾似道派使讲和，忽必烈当即同意，断然把大军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一支亲军先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达开平，召集忽邻勒塔。在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劝进下，忽必烈在和林自称奉遗诏，在另一些王的拥戴下继承汗位。至此，只有用武力来解决汗位问题了。经过4年大战，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不得已归降了忽必烈。

统一全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这一举动一方面避开了叛乱诸人的威胁，立足于人力、物力俱丰的中原地区，以驾驭幅员辽阔的大蒙古国；另一方面，显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灭掉南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以一个新朝雄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忽必烈致力于巩固汗位，对南宋只求维持现状。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备战之后，便举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军攻克襄阳。

元军占领襄阳之后，就等于一脚踢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灭亡是无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被攻破，南宋灭亡，全国统一于元。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自唐以来的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

汉化政策和制度的确立元朝建立后，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关于采用什么政策来统治汉地的问题，从蒙古建国之初就有争论。元世祖即位后，围绕着采用汉法问题，斗争更为激烈。当时蒙古已统治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

所谓汉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汉法的采用，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到的新高度。汉法的采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中央集权制度忽必烈为了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中书省各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至于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辖。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事。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了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歧视汉民族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联合专政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刺丁继续守滇。对吐暮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忽必烈治国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平定诸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败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杀。

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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