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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以上两种力量的带动，民间又出现了第三支造神力量。它虽然来自草根底层，其潜在能量却不可小觑，而且很有特色。具体情况下面就要讲到。
以上三支力量，皇家、宗教和民间，虽然都在造神，动机却不尽相同。朝廷的皇室，是在寻求神灵的庇护，延长自己的统治；还想借此化解民众的愤怒，以便把自己对民众反抗的血腥镇压，说成是神灵的意志和惩罚。至于宗教，则是为了自身的顺利传播。尤其是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它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加快了本土化进程，而本土化的关键，则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相适应。把体现儒家忠义观念的典型关羽，吸收到佛教当中，正是佛教本土化的特殊方面。至于民间大众，因为灾难深重，饱受痛苦，实在太需要一个神灵，而且是自己非常熟悉的神灵，来帮助自己解除现实的苦难了，所以就积极跟进，参与进来。
关羽的历史真身，经过完美化、帝王化和神灵化这三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最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一结果又有哪些特点呢？
如果从态势比较明显的北宋徽宗算起，到清王朝灭亡为止，这三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从时间上说，长达八百年之久；从范围上说，上至皇家君主，下至草根底层，包括社会的多个阶层；不仅出现在中国本土，而且远播海外，包括东亚、南亚和欧美非各洲。最后的结果，使得历史的关羽，变成了文化的关羽，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奇特的一幕，即所谓的“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的载体，大体有七大类：文字作品、戏曲作品、图像作品、口头传说、神庙建筑、祭祀活动、组织帮会等。通过这些载体，关公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几乎可以与孔子文化相比。比如祭祀关羽的神庙，就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现今数量依然不少。比如笔者所到过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关帝庙、运城市常平村关帝庙（俗称关氏家庙）、湖北省当阳市关陵和玉泉寺小关庙、河南省洛阳市关林、许昌市关帝庙、安徽省亳州市关帝庙、福建省泉州市关帝庙、四川省自贡市关帝庙，都是其中的著名者，至今依然香火缭绕，人气旺盛。至于海外的关公庙，包括遥远的欧洲、美洲和非洲，往往与当地的华人同乡会馆相结合，从而在大家都一致认同的关公神灵之下，把原籍来源不同的移民组织起来，相互扶持，共同前进。
关公文化不仅影响巨大，而且很有特色。特色在哪里？主要有两点。一是内容的混杂性。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和严格界线，历史与神话，凡人与神灵，人间与地狱，神仙与妖魔，都可以随意穿越，自由混搭。二是塑造的实用性。皇家的君主，将其塑造成忠于朝廷的护国神。寺院的宗教，将其塑造成自家宗教的护法神。民间的信众，当然也会如法炮制，按照各自的需求来塑造：发家致富谁不想啊？关公就变成财运之神。金榜题名谁不想啊？他又变成为文运之神。人在江湖漂，担心会挨刀，谁不想依靠帮会组织保护啊？他又变成结义之神。农民靠天吃饭，谁不怕旱灾啊？他又变成求雨之神。海外的移民，谁不想有一个精神认同和根源依靠啊？他又变成各种同乡会馆的统一主神。前年笔者在福建省泉州关帝庙，看到不断有情侣携手前来，双双跪拜，祈求婚姻美满，关公又变成姻缘之神了。我当时就很感叹：关公呀关公，真是够您老人家忙活的啊！
总而言之，在关羽身上，我们充分领略到文化在两方面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是把历史上的关羽形象，彻底加以改变和塑造，从而形成了面目全新的“关公文化”。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关公文化”，反过来又对后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在这方面，不要说三国的名将，就是纵观整个古代中国的名将，也无人可与关羽相比，完全可以评他为总冠军。文化的这种力量，同古代中国五行学说中的水，可谓极其相似：既是软性的、无形的，然而其渗透和影响的力量，却强大到不可抵挡。用现今时尚的话来形容，就是软实力。怎样培养具有正能量的软实力，又怎样发挥软实力的正能量，是当今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回顾关公文化现象，会对我们有启迪。这正是：
关公演变成文化，影响人间八百年。
要想知道关羽身后留下的种种谜团，请看下节。
三 谜团关公
三国的名将群体当中，关羽不仅名气极大，而且留下谜团也很多。这些谜团，往往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的玄机值得破解，其中的风韵也值得领略。比如，与文化相关者，他为何会被赋予一张最具标志性的红脸？与科技相关者，神医华佗是否主动前去为他做过刮骨疗伤的外科手术？与军事和政治相关者，他是否在长沙恶战并且收降过黄忠？下面，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一个谜团，是关于关公的脸。说到他的脸，立即会想到《三国演义》第一回中“面如重枣”的描绘，也会跳出来那一句“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的歌词。关公为什么是红脸？背后有什么玄机吗？回答是确实有玄机，而且这一玄机还很有趣。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这与汉代以来，一种非常盛行的政治文化指导理论密切相关。这种理论叫做“五德终始”。
所谓“五德”，德者，性质也，即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特性。古人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五行的特性各不相同，具有相生或者相克两种关系。以相生关系而言，木材燃烧生成火焰，火焰生成灰烬即泥土，土层中矿石生成金属，金属融化生成水样的液态（另一种说法是水汽在冰冷的金属上凝成水珠），而水则滋润树木生长，这样就形成相生的循环。这种五行之说，后来又与政治发生结合，逐渐形成“五德终始”的理论，并且在汉代，开始对现实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按照东汉班固《汉书》中所引录的《世经》，这种理论是把中国古代的王朝，根据时间先后排序之后，再用循环相生的关系，将“五德”（也就是五行）与之对应匹配。第一位是伏羲氏，与之相对应的是木德。每经过五个君主和王朝，形成一个循环，然后周而复始。第三个循环，是从周王朝开始，对应木德。但是请注意，接下来并不是秦始皇的秦王朝，而是刘邦的汉王朝，对应的是火德。理由是此前的秦国，曾经是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即使后来完成统一，也不能算是承受天命而创建的崭新王朝，所以不能列入正规的序列当中。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属于汉王朝的中兴重建，并非革新天命之举，所以依然属于火德不变。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为新兴王朝，尤其是东汉王朝，制造“奉天承运”的根据，从而将其政权神圣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荒诞。然而在东汉和三国，以及三国之后的长时间内，这玩意儿却是正儿八经的指导性政治文化。刘备所建立的政权，自称继承东汉王朝，正式的国号依然是“汉”，而不是后世所说的“蜀”或“蜀汉”。这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所载蜀汉与孙吴订立的正式盟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既然依旧是汉朝，所以也继续对应火德而不变。
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别又有五种颜色，即青、赤、黄、白、黑，所以同王朝对应的，还有五色当中的某一色。而对应的颜色，就是该王朝象征正统和吉祥的标志性颜色。汉朝既然对应火德，所以标志性颜色，就是赤色。由于赤色是汉家正统的标志，当时的人们又常用“赤心”一词，来形容对汉朝的忠诚之心。比如，董昭替曹操给杨奉写信说：“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这见于《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孙权给曹丕写信说：“权之赤心，不敢有他。”这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注引《魏略》。所谓“赤心”，就是现今所说的一颗红心。
说到这里，背后隐藏的玄机就很清楚了：原来关公这张红脸，是一个具有双重文化内涵的图像标志，套用现今的时尚名词，就是英语词汇“标志”的LOGO：首先，它是在彰显汉朝的正统，表明关公只是汉朝，而非其他任何王朝的顶尖勇将；同时，它又在突出关公的品质，表明关羽是无限忠于汉朝的最大忠臣。换言之，它的双重文化内涵，就是两个具体的定位：一是朝代的定位，二是品质的定位。后世有一副赞美关公的对联，写得非常之准确：
青灯观青史，手中青龙偃月；
赤心辅赤帝，胯下赤兔追风。
其中“赤心辅赤帝”一句，就是上面双重文化内涵的简练表达。赤帝者，即汉室皇帝刘备也。
其实，就连当时另外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也与此密切相关。三国各自的第一个年号，曹丕称帝时是黄初，孙权称王时是黄武，称帝时是黄龙，都带“黄”字；唯独刘备称帝，取了一个章武。说穿了原因也很简单：曹丕和孙权，都认为自己是改朝换代的新兴正统王朝。旧的汉朝属火，对应的是红色；火生土，新王朝属土，对应的是黄色，所以第一个年号都带“黄”字，不然，就不能显示自己是正统所归而承受天命。刘备则不同，他是兴复汉室，并非改朝换代，所以不用“黄”字，要扫黄，取了一个“章武”。章武者，彰显武功从而兴复汉室的祖业也。还有，蜀汉灭亡那一年，曹魏军队大举进攻，面对生死关头，后主刘禅公布了最后一个年号，叫做“炎兴”。这是为什么？你看炎字怎么写？两个火字上下重叠，火上又加火，既是汉朝的象征，又表示国运会再度旺盛。再加上一个兴字，老天爷应当就会保佑自己的王朝渡过难关重新振兴了。还有，据《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记载，东汉时期的军装，是红色的“绛衣”。为什么是红色？因为这是汉朝的标志色呀！
第二个谜团，是《三国演义》中第七十五回，写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是关公中了曹军的毒箭，神医华佗得知，专程前往进行刮骨疗毒的外科手术，而且义务献爱心，不取分文报酬。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关羽刮骨疗毒，《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确实有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令医劈之。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左臂被医生切口子动手术，右手却在切烤肉端酒杯，关大将军确实是一条好汉。然而非常遗憾，这位在关公左臂上动刀的，究竟是何方神医，史书却完全没有交代。《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说主刀者乃是神医华佗，时间在关羽进攻樊城水淹七军的时候，这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了。为什么经不起推敲，必须先从华佗说起。
华佗其人，《三国志》卷二十九有专篇的传记。他本来姓华，名敷，字元化，沛郡谯县人氏（今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的小同乡。前面讲过，古人的名和字，总有意义上的某种联系。“敷”字的意思是分布、布施，他的表字“元化”，意思是基本的教化，合起来就表达了布施教化的意思，两者完全吻合。为什么后来名字又变成华佗了呢？据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精细考证，原因在于东汉佛教文化的影响：因为传播佛教的梵语当中，有一个表示药物的词汇“agada”，中文音译是“阿伽陀”。其后面两个音节“gada”，与当时中文“华佗”的读音相同，所以“华佗”，其实就是“药神”的意思。这是对医术高超的华敷，表示崇高敬意的特别称呼。
华佗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全能型医疗和保健学家。据《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记载，不仅内、外、妇、产、儿，科科医术精湛，而且还擅长健身和养生。在临床医疗上，他是口服麻醉剂“麻沸散”的发明者，病人口服之后失去知觉，他就开腹动手术，切除坏死的肠道，缝合后涂上自制的药膏，“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在健身上，他是中国第一套多动作组合式健身体操，即“五禽戏”的发明者，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五禽戏”的禽字，在这里泛指禽兽，而不单指飞禽。他的徒弟吴普坚持做，活到九十多岁。在养生上，他还创制了养生养颜的独家秘方，即“漆叶青黏散”。漆树的树叶，再加青黏，即中药的黄精，按比例配制。他的徒弟樊阿坚持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的贡献很巨大，命运却很悲惨。他不幸生在医生地位相当卑下的时代。当时皇帝、官僚统治下的人群，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即未来要当官的知识分子，后备官僚，第一等。农、工、商三类纳税人，又有本末之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农业，被视为本业，基本产业，所以农民是较高的第二等；余下的工、商，被视为末业，次要产业，所以工匠、商人，是低级的第三、第四等。至于医疗行业，被归入工的大类，比农民还低一等。华佗本来是熟读儒经的士人，后来行了医，却以从事低贱的医疗行业为耻，所以经常后悔，即《华佗传》所说的“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结，他才对曹操居高临下的随意驱使产生强烈的反感，便借故妻子有病，不去为曹操服务。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等级观念，曹操才对华佗很轻视，说是“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这明确记载在《华佗传》中，意思是天下难道就再找不出这样的鼠辈贱人了吗！于是，华佗就惨死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在杀死华佗这件事上，曹操后来非常后悔。原来，他最喜爱的宝贝儿子曹冲，就是想出主意用船来称大象体重的那个神童，十三岁时生了重病，医生束手无策，不幸夭亡。曹操这才想到华佗的难得，悲叹说：“吾悔杀华佗！”
据《三国志》卷二十《曹冲传》明确记载，曹冲死在赤壁之战发生的建安十三年（208）。既然曹冲生病时华佗已经死去，所以华佗的死亡，应当比曹冲的死年，即建安十三年更早。但是，关羽围攻樊城水淹七军，却发生在曹冲死了十一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219）。显然，华佗的医术再神奇，也绝不可能在自己死亡多年以后，重新死而复生，赶到水淹七军的樊城前线，去给关大将军主刀。可见罗贯中笔下的故事，只能是美丽的传说善意的穿越了。
然而无论怎么说，那位敢于给关大将军开刀做手术的无名医生，也是一位医术非同凡响之辈，应当对他表示敬意。事实上，在三国，还有不少医术精湛却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外科医生。例如《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曹魏的大臣贾逵，颈部长了囊状大肿瘤，当时叫做“瘿”，并且流传有“十人割瘿九人死”的说法，即进行切除手术的话，十个人中会有九个人死亡。笔者的老伴就当过外科医师，据她判断，这很可能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颈部甲状腺瘤，外科手术切除后的伤口观察期间，如果照顾不细致，造成伤口有血块淤积，未能及时清除，就会出现死亡的风险。而贾逵坚持要找高明的医生开刀切除，手术后却安然无恙。《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又记载，孙吴的勇将凌统，在沙场上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幸好军队中配备了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得以起死回生。这种神奇的药物，是一位姓卓的医生的独家秘方，当时明确标明为“卓氏良药”，可见已经具有了品牌意识，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云南白药。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医临床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比较高超的技术水准，所以那位无名医生，为关羽的左臂开刀动手术，并且将其疾患成功治愈，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真实的主刀者，并非华佗而已。
至于华佗死亡的具体时间，据程喜霖先生《华佗之死及其生卒年》一文考证，认为也在建安十三年（208），死时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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