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江上渔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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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阳楼记

作者【宋】范仲淹

庆历四年[1]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2]。越明年[3]，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4]于其上。属[5]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6]，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7]，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8]，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9]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1o]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11]，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12]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13]，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14]斯人，吾谁与归[15]？时六年[16]九月十五日。

注释

[1]庆历四年公元1o44年。庆历，宋仁宗年号。[2]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名宗谅，河南（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与范仲淹同于大中祥符八年（1o15）中进士，为泰州军事判官时，曾助范仲淹主持筑扞海堤堰。庆历二年，他以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知庆州，在防御西夏方面曾有贡献。次年被人诬告，牵连甚众，囚系满狱。范仲淹、欧阳修为之辩白，遂贬知凤翔府，后又贬知虢州。庆历四年，王拱辰提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3]越明年到第二年。越，及，到。[4]唐贤今人诗赋如李白的《秋登巴陵望洞庭》、杜甫的《登岳阳楼》、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夏侯嘉正的《洞庭赋》等，都是写“岳阳楼之大观”的。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及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联，尤其有名。[5]属同“嘱”。[6]汤（shang商）汤水流大而急的样子。[7]迁客谪迁的人。骚人诗人。[8]霪雨连绵的雨。霏霏雨飘落的样子。[9]去国离开国都。[1o]锦鳞指鱼。[11]把酒临风端起酒杯，面对着风喝酒。[12]庙堂指朝廷。[13]处江湖之远指不在朝廷做官。[14]微假如没有。[15]吾谁与归我同谁一起呢？与，同“欤”，表示疑问。归，归附，归依。[16]六年指庆历六年。

赏析

宋人王辟之曾说“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渑水燕谈录》卷六）作为“四绝”之一的《岳阳楼记》，确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分三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第一层。“谪”字是全文的关键。“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是第二层。一个被“谪”的人而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自然值得赞美。作者写这几句，正是赞美滕子京；但也另有用意，后面再谈。“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是第三层。“乃”字承上启下，说明“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段共两层。作者在前一段只用两句话交代了重修岳阳楼的全部工程；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因为这与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无关。到了第二段，先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自然形胜“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是第一层，也写得很概括。因为一则“前人之述备矣”（与前段中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呼应），用不着重复；二则这不是重点，仅是逐渐向重点过渡的桥梁。是怎样过渡的呢？“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第二层，以“然则”承上转下既然岳阳楼之大观如此，那么，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迁客”与前段中的“谪”字呼应）到这里登高四望，触景而生的情感岂不有所不同吗？这一反问引出了第三段和第四段。这两段是对“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回答。多用偶句，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景，后写“迁客骚人”触景而生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照，坐实了上面的“异”字。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两段所写的“迁客骚人”，这是第一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具体地写出“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宏大抱负，回答了前面的“何哉”，这是第二层。“噫！微（非）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第三层。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是把这样的“古仁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的。虽然没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实际上是把他们否定了，而那种感慨系之的语气，更加强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谨严而又富有变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有关。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已复杂而尖锐，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胁、西夏的侵略）也日益严重。不少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为中心，形成一个较有进步性的政治集团，与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邪党”（以夏竦、吕夷简为中心）作斗争。由于大地主官僚的经济力量仍然保持支配地位，在政治上也自然握有实权，因而以范仲淹为的政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击，作了“迁客”。

庆历三年（1o43）以后，大地主官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夏竦、吕夷简等由于欧阳修、蔡襄、孙沔等交章弹劾而先后被罢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掌政权，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对内外职官严加考核，非有功绩，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有不称职者，就班簿上一笔勾去。又更定荫子法公卿大臣除长子不限年龄外，其他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这些措施，立刻引起许多贵族、旧臣、滥官污吏的不满，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甚至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告他们要废除皇帝，终于庆历五年，迫使他们离开朝廷。

《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作者于前一年出知邓州。就是说，作记的时候，他已经是“迁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迁客”往往也是“骚人”（诗人）。那些“迁客骚人”，大都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几次被贬谪、如今又作“迁客”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却能否定一般“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被个人得失和环境变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谓“古仁人”作榜样，这分明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因受“邪党”迫害而作了“迁客”的许多朋友的勉励——先是对滕子京的勉励。

滕子京有才能，有抱负。然而作为一个“迁客”，他的情感却和记中所赞扬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远。范公偁在《过庭录》里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过庭录》所记的事实，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关于范仲淹的部分，相当可信；这条关于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的材料，尤为珍贵。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与此相补充。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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