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宋欧阳修朋党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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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

作者【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1]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2]、八恺[3]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4]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5]。”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6]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7]，及黄巾[8]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9]，渐起朋党之论[1o]，及昭宗时[11]，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12]，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1]共工、{驩}（huan欢）兜古代传说中的“四凶”，有四个恶人，共工、{驩}兜是其中的两个，另外两个是三苗和鲧（gǔn滚）。[2]八元上古帝喾（kù酷）的八位贤臣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元，贤良。[3]八恺（kai凯）上古颛顼（zhuanxū专须）的八位贤臣苍舒、隤敳（tuīai推哀）、梼戭（taoyín桃银）、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恺，和善。八恺、八元均见《左传·文公十八年》，称“舜臣尧，举八恺、八元”。[4]皋、夔、稷、契（xiè谢）都是舜时贤臣。其中皋陶（yao摇）掌管刑狱，夔掌音乐，稷为农官，为周朝始祖，契为商朝始祖。[5]“纣有臣”四句引自《尚书·泰誓》篇，为周武王会师孟津（今属河南）大举伐纣时所作。[6]后汉献帝刘协，东汉亡国之君。所引党人事件生在桓帝、灵帝时期，“献帝时”，当是作者误记。[7]党人指东汉桓、灵二朝生的党锢之祸。汉桓帝刘志（147—167）时，李膺、陈蕃等官员联合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反对宦官专权，被诬为“诽讪朝廷”，下狱治罪。汉灵帝刘宏（168—184）时，捕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株连近千人，史称“党锢之祸”。[8]黄巾东汉末年张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黄巾裹头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9]唐之晚年指唐穆宗李恒（821—824）至唐宣宗李忱（847—859）时期。[1o]渐起朋党之论指唐穆宗时牛僧孺与李德裕各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这一党争延续到文宗李昂（827—84o）、武宗李炎（841—846）、宣宗李忱几朝，历时近四十年之久。[11]及昭宗时昭宗李晔（889—9o4）为昭宣帝之误。[12]“尽杀朝之名士”二句唐昭宣帝天佑二年（9o5），李振唆使朱全忠杀死朝臣裴枢等七人，李振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文中“昭宗时”，系作者误记。

赏析

宋仁宗庆历三年（1o43），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同时执政，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朝廷内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政，以“朋党”之名倾陷范仲淹、富弼等人。庆历四年（1o44），范仲淹、富弼等先后离朝外放，新政失败。欧阳修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在朋党之说纷然的情势下，他写了这篇有名的奏章。

作者针对统治者下诏戒止臣下结为朋党和客观上存在朋党的现实，在文章中不是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着重申说朋党的君子、小人之别。他先从社会展的事实立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同时也为下文征引史实下一伏笔。接着大笔一振，鲜明地提出“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从政治角度阐明君主辨清朋党的君子、小人之分是极为重要的关键。随后，作者概括指出“同道”与“同利”是君子、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分所在，这是从正面阐说；笔锋一转，作者又翻进一层，论述小人实际上无朋，君子才能有朋，这一点远远出一般的朋党之说。范仲淹曾对宋仁宗说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见《范文正公年谱》）范仲淹所讲的朋党邪正之分，也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小人之别，这是两者之所同。但欧文并不停留在这一步，而是揭示出“道”和“利”是区分朋党邪正和君子、小人之别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一层剖析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利”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自然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论证十分有力，同时带起下面一大段文字。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对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是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援举尧时退四凶小人之朋，进八元、八恺君子之朋，使天下大治；舜连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君子之朋，天下也随之大治。这些都属正面引用，阐明天下大治，必须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接着援举纣有臣亿万，但各怀异心，实际上是无朋，纣正因此亡国；周武王有臣三千，同道、同心，自然也就同力，实际上是一大朋，周正因此兴国。正反引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最后，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作者或正，或反，或正反对比，反复论述君子、小人之朋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亡，举证多样，剖析精当。

全文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援引历史例证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意旨。先紧接上文，从殷纣使人异心，汉末禁绝善人为朋，晚唐诛戮清流名士等反面史实，作出“皆乱亡其国”的结论。然后，以舜能明辨，信任君子之朋，周能广用、重用君子之朋的正面史实，指出舜因此称为圣者，周因此兴国的结果。全文至此，作一收束。结尾“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二句，揭明题旨，与文章开头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几句相呼应，作者的鉴古说今的用意得到充分的强调，具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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