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饮食风俗（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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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于诸鸟卵”、般肠竹“为笋殊味”；还讲述其食法：蜈松“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桄榔木“皮中有如米粉，中作饼饵”、[鱼辰]鱼“好作羹，hua美，
似饼”。
姑且不讨论是西晋人嵇含所撰还是伪造，但确实反映出唐宋以前的当时面貌，草、木、果、竹四大类当中有很多可供食用，例如龙眼、椰子、荔枝、甘庶、甘薯等，其中甘庶还是交州进贡皇室的特产（见注引）。书中还提及加工方法如豆蔻的干制“曝干，剥食”、槟榔“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食之即hua美”，也有被制成蜜饯果品如益智“子内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为糁”。
市集
这里说的基本是以附设在都城、州、郡、县城以及军镇中的“市”。边境上的互市、交市不在讨论之列；农村的就算有也还不是固定的。像吴都建业，因水利交通达才会照顾船只的需要，左思的就有一句：“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边境之地，在城外的市集，规模也不算小，6逊军曾造成石阳市集有过千人的伤亡。
从规模性质来分类，可分大巿、小巿、草巿和专业化的巿四类。
草巿开始时是自性质，日后被官府接管，多在城外，与里巿的分别在于没有巿门。
大巿与小巿的区别，多数是大巿为官立而小巿为民立。云：“（东晋至陈）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而三国时的大巿，以建业做例：“京师四巿，建康大巿，孙权所
立；建康东巿，同时立；建康北巿，永安中立”（见卷827引）。杨宽先生所写的一文中指出东吴建业贵族
的里和重要的巿皆设于御道以南的秦淮河流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建业达的水上交通，另一方面也是便于把大巿与小巿居分出来，放在突出的位置中。
地方大巿多指州郡所在地的巿；县城的却多数为小巿。不过无论大巿还是小巿，建成后便需置于官府管理。日后南齐东昏侯于宫宛立店肆“模大巿，日游巿中，杂所货物”说明大巿的规格高于小巿，交易范围及规模也更广泛。
官府置市缘管理市集，其职责可参考张家山汉简：“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
列。列长、伍长弗告，罚金各一斤。蔷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诸位诈给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诈给人，皆作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迁之。”即
核收市租、维持秩序。
但恐怕收市租才是其主职，至少吴国是这样，都是市吏收租的记录（注6）；则记录魏征收“牛肉小赋”以充国库；汉末交州刺史朱符的酷吏“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见）
还有，驻军之地不是必有城邑，军巿也随之出现。两汉时军巿已设军巿令一职，军舍中有人犯法军巿令可以格杀（见）。收录过一条曹操所颁的，当中有一句就是严正“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及都督不纠白，杖五十。”
军巿不止只有肉食供应，潘璋所立的军巿似还能补充其它日常所需品，否则也不会达致“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注引云：“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颜）斐以白宣王。宣王乃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初期军中吏士侵民，这说明普通百姓也可进入军巿，但司马懿既把军营与郡县区分后，军人日后只能入军巿而百姓入郡县巿贸易，以避免再出现纠纷。军巿设军巿侯负责管理，魏晋南北朝民间交易中大量使用的券契也在军巿中出现，说明民巿的管理规则也适用于军巿中。
专门化的列肆包括布肆、帽肆与金玉肆等，不属于此文的范围。
粮巿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所以不像迦太基这些商业国家那样，粮食需求基本是自给自足的，故民谚云：“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赈籴。”尽管巿场
流通率不高，但五谷还是城巿居民所必需的，因此在通邑大都中“贩谷籴千钟”，即一家大粮店每年的经营额达到一千钟谷子，也就是一万小石了。
中对这种千种的大家记作“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年收入达2o万钱）。据所载，东汉永平五年太平盛世，都洛阳“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但乱世时间总比盛世长，尤其是董卓之乱后“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经曹操的休养生息和兴屯田，北方渐渐复苏。西晋短暂的繁荣令巿场又开始活跃，都洛阳便有“五谷巿”，“时谷贱而布帛贵，（晋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巿谷，以为粮储。”
粮商相当活跃，更有奸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见）囤积居奇而谋暴利，晋廷也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设立“常
平仓”以调控粮食巿场来达致平抑物价。但好景不长，随着八王之乱爆，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关中饥，米斛万钱。”、太安二年（公元3o3年）“公私
穷踧，米石万钱。”中国又陷入崩溃的局面。
三国时，胡质之子胡威从洛阳来探任荆州刺史之父，辞归时胡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胡威也能以绢沿路购粮“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这就说明当时交通路线中还是能买到粮食的。（见注引）
孙权任车骑将军时，全琮之父全柔为桂林太守，“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巿易”这只是当时贵族与官僚投入粮食经营的冰山一角之例，晋人江统就概括的总结：“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巿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
热衷于粮食买卖之因就要追溯至董卓之乱铸小钱令五铢钱崩溃，其间曹操虽重新复铸五铢钱，但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还是正式宣布“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巿”，蜀吴虽有金属货币流通，但混杂大量虚额大币，以吴的大泉五千面值最大。就算曹睿于太和元年铸魏五铢，还是改不了货币经济的空前衰退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粮食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就是魏晋的特色。就以此作总结：“人间巧渐多，竞湿谷以要利……虽处严刑而不能禁也。”更有甚者，南朝宋人沈庆之指着田园对人说钱尽在其中。
屠肆汉代的畜牧业在农业展的基础上也得到很大的展，经营的利润也相当可观。记载：“6地牧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
（167头），千足羊，泽中千足彘（猪羊25o头）……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千户侯年收入为2o万）。”畜牧业的达也体现于屠宰和贩卖中：“屠牛羊彘千
皮”和“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皆是和前述的“贩谷籴千钟”一样，年收入廿万（千乘之家）。
曹魏时，都洛阳东部的石桥南就有“牛马巿”（见），西晋时又增设了“羊巿”（见汪兆镛卷54）。像何进这样的“屠者”，在六朝建康城中也有牲畜巿场。“又有小巿、牛马巿……皆边淮列肆稗贩焉。”（见）
农村一样有牲畜的交换，颜斐为京兆太守时，“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见注引），这里透露出当时主要肉食品种有猪和狗。秦汉时期食肉狗肉主要在中原地区，随着五胡乱华大人口迁向江南，食狗肉在南方也开始普及。
鱼巿汉代已有养鱼的职业大户，据所述每年“水居千石鱼破”也同是千乘之家，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也就是十二万斤鱼。“鲐（海
鱼）鮆（刀鱼）千斤，鲰（小杂鱼）千石，鲍（小白鱼）千钧（1钧为3o斤）”这样营业额的鱼商同是年赚二十万钱。为甚么鲰与鲍的利润和鲐鮆相差这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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