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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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经济形势呈U型，即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时期是唐朝经济的巅峰，武则天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也成了否定武则天治政的根据。而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估，武则天当政后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了武则天打下的基础，玄宗继位后，唐朝经济又出现了太平盛世。

学术界批评的主要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大肆礼佛，广建佛寺，多度僧尼，修建明堂，营造天枢等奢侈腐朽的动作。

的确，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佛教大肆发展阶段。修建明堂和天枢无疑是武则天时期两项最宏大的工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单从建筑消耗成本来说，算得上是铺张浪费。而从深层探究，武则天的明堂是极具政治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武则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证据。

比如置“鸟鸟族”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实际上这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符号。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每年春正月，武则天都要亲享明堂，在这里颁布法令、训诫百官、大飨群臣，主持三教论争，甚至“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而天枢则是许多少数民族酋长请立的，资金大部分由这些酋长出。至于人力，这并非筑长城般的大工程，并未动用多少人力。

同样的，我们对比武则天在高宗后期被尊为“天后”，辅佐朝政的记载：“常着七破间裙。”登基之后也提倡返朴还淳。可见她并非后世批评的那样。

并且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唐朝初年实行的土地政策，自她辅佐高宗时期，就曾予以保护，登基之后，更是继续推行。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宝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

鉴于“隆平日久，户口滋多”，有些州县“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甚至百姓没有田业的情况，她放宽了对百姓迁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余万户于田地较宽的都畿附近，缓和了雍州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唐高宗后期，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均田制的划分大大缓和了这一矛盾。并且人口的迁移开垦了较大面积的荒地，这对于人口和田地的处理是合理的，因此当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武氏腐朽、饥民四起的局面。

2．减轻剥削

在帝制时期，不可能没有剥削，问题在于剥削的程度如何。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就会搞得民不聊生；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对此十分清楚，她认为：“征赋科徭，实资宽简。”因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她通过严格执行租庸调制和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有利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3．劝课农桑

农桑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古就有统治者以劝农为务，多有“祁谷”“籍田”之举。武则天辅佐高宗时期就组织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此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农业教科书。

除了以上的措施，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城市、商业都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给开元盛世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政绩考评——吏治

如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不足以说明武则天有为，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帝王的政绩方面着手，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吏治。

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被召入宫，和唐太宗接触机会是比较多的，加之唐朝民风开化，女子有特立独行之气质，使得武则天对于贞观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视吏治，书天下刺史姓名于屏风之事想必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时期，她曾上书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过关于吏治的建议。后来她当政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创立科举制度的殿试、武举、试官制度，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对吏治的重视。武则天认为“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职，则天下自化”，这也导致她当政时期“冗官”局面的发生。她又言“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强调君臣同体，君臣一心。

同时撰写《臣轨》两卷，用以训诫百官，所谓“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该书从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缜密、良将、利人十个方面，提出了为人臣子应具备的为政之德和行为准则，教导臣子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则天时期关于地方官吏的选任，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从太宗时期的武夫刺史转向了科举出身的刺史县令，这对于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积极的。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唐初沿用隋制，中央设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有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贞观年间“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建议，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两人，以加大监察力度。

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巩固统治地位，对原有的监察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并且在《改元光宅诏》中对御史台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纵观武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和加强地方吏治，总的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业、越王李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战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造反。

边防军事

武则天时期对于边防的措施相对于她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手段来说，就显得毫无建树，甚至被批判得更加严重。在边防问题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她做了大量的应付工作，却毫无效果。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北部、西部边防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以至于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究其原因，实际上并非武氏之过。

在唐朝初期，贞观十三年，吐蕃的发展就已经达到寇略松洲二十万军的局势，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太宗时期也不能与之强硬相碰，而是采用和亲的态度，以图和平。等到唐太宗逝世，吐蕃将领便有侵略之心，时时寇略西北。虽与唐保持和亲之盟，但是早已将手沿着河湟以北，积极向河西和天山南麓伸张，严重影响到唐朝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统治。就连当时大将薛仁贵督师大战吐蕃，也是大败而归。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派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可是到了公元698年，王孝杰、娄师德再次率军大战吐蕃于素罗天山时，却大败。自始至终，唐与吐蕃的战斗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世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北方取消及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壤，而二者间同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而另一方面，唐朝时期的募兵制也是边防戍守无力的重要原因。大多数募兵而来的士兵遇到战事选择逃亡，这是影响战事的直接因素。

因此武则天时期对边防的措施，如狄仁杰提出“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

简单从国家主要的三个模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武则天当政的那些年，国家保持着平稳的发展速度。纵观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皇帝，若不是女性不得当政的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时期女性地位降低，导致史学界对她大肆抨击，她的评价并不会比大部分男性帝王差。反观她在位的几十年里，时刻顶着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来治理天下，在位时间之久而又未有流民四起而盗贼猖獗，或是揭竿起义灭周于朝夕之间的情况，足以说明她是个颇有才干的政治家。

◇东施效颦——三个女人的战争

武曌当政期间，在她的统治下，国富民强，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受到她当权的影响，当时的女子们纷纷以她为偶像进行效仿。继武则天之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接着又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三位仿效武则天的女强人。可怜她们有着强大的当权理想，却少了帝王之气。

太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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