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首辅太监共天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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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奸臣传》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

洪武三年，靠着李善长的关系一路飙升。朱元璋称帝时，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之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

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职，右丞相一职就此空缺很久，胡惟庸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直到这年下半年，朱元璋才又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胡惟庸在任期间专横跋扈，甚至在处死或黜陟某些官员时都不奏请朱元璋，自己就决定了。

这种做法触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御史中丞刘基曾说过胡惟庸的坏话：“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胡惟庸好比一匹劣马，让它来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后来刘基生病，胡惟庸便趁探病之际投毒暗害了刘基。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行为甚是痛恨，胡惟庸便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图谋徐达，因福寿予以告发，胡惟庸的奸计未能得逞。

而事实上，朱元璋对于权力制衡的技术用得炉火纯青。

自古以来的“狡兔死，走狗烹”到了明朝建立后仍旧是不可避免的。朱元璋一直想搞掉这些开国大臣，又不想背上骂名，胡惟庸的为所欲为难道朱元璋看不懂？说白了就是以权制权、借刀杀人。

搞死了刘基等人，胡惟庸的作用基本上就到头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谋反罪行被告发。朱元璋这次怒不可遏，下令诛杀胡惟庸等官员。

胡惟庸被杀后，与其有牵连的谋反案继续蔓延，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三年，所有参与胡惟庸谋反案的人及其家族全部诛杀，前后人数达三万余人。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借着胡惟庸一案，朱元璋直接废除了丞相官职。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

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朱元璋先是忍着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来了一个大清洗。

整个明朝是造反打下来的，朱元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阻碍。

朱元璋没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可以不设丞相，他认为相权会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

通过对明初三相，特别是对胡惟庸由受宠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但是废除宰相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干。朱元璋从此不仅成为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大权独揽。这件事听上去很爽，真让其事必躬亲，军国大事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等着皇帝的批示，皇帝就不会觉得舒服了。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这样一来，皇帝必须是像朱元璋这样特别能干、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能胜任，直至累死自己。

所以朱元璋在遗诏中说他自己：“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至此，丞相一职彻底退出官僚系统，但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大权官职的设立，也足以让一人的行政权力大到可以对抗皇权。

◇明朝内阁大臣的职责

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后，毕竟个人精力有限，朱元璋这个明朝的CEO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做到身在朝堂中，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召集一群顾问。

于是他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

“内阁”一职源于唐玄宗时，最开始在宫廷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廷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李白就任过这个官衔。

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于是几乎形成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的惯例。

到了宋代这个高度重视文官的朝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

朱元璋挑选的这些顾问的工作职责也稍微提及下。

（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文秘）

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部分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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