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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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刘弗陵八岁继位,在位十三年驾崩。刘弗陵无子嗣,霍光便立昌邑王做皇帝,即汉废帝,在位二十七天后就被废了。霍光立汉宣帝为皇帝时,直接以个人代表整个皇室,不通知丞相,召集九卿开会,商议完后直接请示太后。太后大笔一挥,下所谓的懿旨同意。此时西汉王朝连皇位的废立问题都直接掌握在了霍氏手中,再加上大司马一职一直以来处于设而不限的状态,就进一步加速了皇帝实权的旁落。
汉成帝初期,成帝封太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氏外戚专权,基本上把持朝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王政君是最长寿的皇后,她身历两朝六帝,终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在这个典型被后妃外戚把持的朝代,王政君作为操盘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这么说,如果她没有嫁入皇家,西汉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汉书·元后传》记载: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得利于前章所述的察举制的弊端,王氏四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分别身居要职,整个朝野形成了“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政治局面。自此“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王凤专权对于王氏外戚中的有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优势。
汉成帝死后无嗣,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在其即位之初,立刻罢归王氏一族。但此时王氏外戚势力已不能小觑,此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走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如同《左传·隐公元年》一语:
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这里可将此句调整为:“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戚乎。”整个西汉的外戚权势从崛起到现在蔓延到朝政的各个角落,只差对皇帝取而代之了。
自汉初以来,为了维护皇权,诛异姓王,除同姓王,限丞相权,打压宦官,采取的种种措施导致整个朝野只剩下外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哀帝继位不久便死去,其死后无嗣。正是这个契机让王氏一族又重掌朝政大权,并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灭亡。
而这个利用王凤专权之利,篡汉代立,违背历代“君臣之礼”的纲纪,直接将皇权收入囊中的人,就是王莽,新朝的建立者。
《汉书·王莽传》记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尉。
汉书记载中,未篡位之前世人对王莽的评价很高。
王莽少年时,他爹和弟先后去世。此后他跟随叔父王凤(王政君哥哥)、王商一起生活。
借助王政君之力的族中之人多贵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然而王莽此时却显得极为收敛,众人皆醉我独醒,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
史料记载说他勤劳好学,拜了沛郡的陈参为师,学习《论语》。对内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尊师重道。
简而言之,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成了当时的道德楷模,于是很快便声名远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做得如此完美?考虑到汉朝的官员选举很有特色,名为“举孝廉”(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被推荐为官的人一般是通晓经目的儒生)。这不明摆着吗?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二十四岁的王莽入中枢开始做官。王政君早已贵为太后,此时叔父王凤身居大司马之位。
所以,王政君一日不死,王莽的官路,只要他一直保持着这种虚虚假假的“孝”与“敬”,就可以安安稳稳,扶摇而上。
《汉书·元后传》记载:
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没有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当天起驾至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并下诏让王莽出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大臣向太后奏定,让王莽接受“安汉公”称号,王莽欣然应允,食禄二万八千户。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首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
“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决定。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倡议下,诸多官吏献出自己的俸禄救济灾民。一时间,朝野四处歌颂王莽功德,说他有圣人之德。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时的王莽不仅凭借太后的青睐平步青云,加之自己的高情商使得他在百姓中的美名不断传播开来。
元始六年,汉平帝病逝,王莽立仅两岁的孺子刘婴为太子。王太后根据众大臣的意思,让王莽代行天子政,称“摄皇帝”,臣民呼之“万岁”,改年号为“居摄”。居摄次年,各种符命纷至沓来,此时已经民不聊生,不断有人借名目劝王莽称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腊月初一,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推举王莽为皇帝(实际上是被迫),改国号为“新”,降孺子刘婴为定安公。此时,王莽在常安称帝,建元“始建国”。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以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规路子里,五十四岁的王莽换了种不流血的套路,打开了外戚篡夺(窝里反)的先例,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帝位,终于意味深长地打开一个历史新篇章。
后世对王莽的评价褒贬不一,个人认为外戚专权的发展将王莽推到了金字塔顶端,其背后的因素太过繁复。即使篡汉代立这个人不是王莽,历史也会在窦姓、霍姓等人中选择一人对皇权进行取代,只是上天恰好选中的是王姓家族来结束这个朝代“偏房”的怪相。
至此,整个西汉寿终正寝,结束在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极端之下。这些皇帝谁曾预料到,皇权的衍生物反而吞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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