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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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直到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皇帝”才正式退出历史,从此只留在竹书、丝绸、石刻之上。
自商、周到秦的一千四百年里,华夏民族自占有关中沃土开始,便转变成为防御内向型的帝国模式,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度开始了重内轻外的格局,这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最终选择。为了保证内部的安宁,有条不紊地生产发展,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使帝国维稳下去,一代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筹划出一套接一套的理国方案,以图子子孙孙,万世长存,恒享天下。
然则归纳起来,帝国体制的核心是皇权,皇权的掌控无非两条:控制和维持。控制臣民和局势,维持秩序和现状。
中国的君主在秦建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制的基本模型上,增删修改,形成了不少新制度。这些制度的目的仍旧是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皇权。所以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常常改弦更张,废止某条,又强加某条,这就导致制度失去权威性。而皇帝又喜欢按自己的性情执政,当制度出台之后,并不能有效地行使,为了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就得靠人上场进行手工操作。在此基础上,帝王之术就转变成了驭人之术,在“人治”模式下,皇权衍生出了权谋和权术,来最大程度地驾驭和限制臣民。
虽然君主强制要求天子之民、天下之臣都必须忠诚于“姓氏王朝”,不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朝廷中出现的权权相争,就是君主为了维护皇权而处心积虑造成的。皇帝的危机感是天生的,他们不是忧国忧家忧社稷,而是忧皇权是否稳当。皇帝不允许一派独大,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磨平这凸起的尖锐。但是君主又要倡导儒家思想,仁义治国,所以自己不方便出手,便借托他人之手,赋予这些人权力,鼓动他们针锋相对,好使其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不断完善和渐趋加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托儿”:皇族、后妃、外戚、太监、权臣、割据势力、游民和外部势力。在放权和收权的平衡过程中,又导致它们转变成了与皇权亦敌亦友的状态。
因为在封建帝国的体制下,只有强弱之分,没有是非对错,当皇帝表现出软弱无能时,就会被这些衍生出的权臣牵制,成为其追逐利益的工具。反之如果皇帝非常强势,能够用铁腕震慑朝臣,朝臣就会成为皇帝的工具,且毫无商量余地。总而言之,权力太有诱惑力和杀伤力,皇帝知道失去皇权意味着什么。站在这些衍生物的角度来看,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扶摇而上的权力,总不能白白流失,所以他们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自污自黑,只要能在皇权之下,功名权位屹立不倒,一切都显得不再重要。
只可惜,皇权始终至上,历史长河中的人物,那些看似能力强难驾驭的大臣,在危急关头,大都只能充当敌国来攻、朝野混战、财政匮乏的挡枪人,在此基础上才能收获部分权力,获得短暂的辉煌。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这些皇权的衍生物一直伴随着各朝各代,历经浮沉,它们或是作为加强皇权、巩固皇权的保障,也是会对皇权产生威胁的炸弹,陪伴皇权,觊觎皇权。同皇权此消彼长之间,历经了两千多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弹指一挥间,皇帝没了,皇权没了,这些衍生物亦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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