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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其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结果其讨论评判常常多及形式少及内容，有时甚至只及形式不及内容，给人以重形式轻内容的印象。前述他反对律诗骈文的，其实都在形式。胡适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陈代谢的历史”，所以文学革命也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一生治学，都有重视作为工具的“方法”过工具所表达的内容这种倾向。这又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不一样了。中国传统的观念，文既然是载道的工具，当然远不如其所载之道重要（实际也确有不少人为了“因文见道”，结果只在手段上下功夫，始终未达“见道”的目的）。但胡适却用他的进化文学观轻易化解了手段压倒目的这一矛盾，并以此作为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块基石。按胡适的意思，旧瓶是不能装酒的，酒必须用瓶来装；瓶子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与酒同样重要。所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o]

  了解了这些观念，我们再来看胡适手创的文学革命，就较容易把握了。早在1914年夏胡适还没有自觉的文学革命念头时，他实际上已在开始文学革命了。前面说过，那年夏天他的思想一度动荡，此后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强，自觉“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体现在胡适一向自视颇高的做诗上，他已“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而且，胡适似乎特别喜欢做“吾国”所没有的事。那年7月，胡适做了一纯说理的诗，颇觉自豪。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远不如西人。[11]我们且不管“言外之意”与“说理”之间有多少逻辑联系（实则恐怕根本是两事），但胡适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独创性。从方法到形式的“不依人蹊径”既然成为他做诗的一个展方向，走向白话诗的可能性已见端倪，文学革命也呼之欲出了。

  胡适自己把文学革命的开端定在1915年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学生开始着意于中国文字的改革。那正是在他转学前后，被停止奖学金，因中日交涉时的言论在留学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转学，心情大约比较波动，容易兴奋和激动。胡适自己解释所谓“逼上梁山”，即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那压迫他的“环境”，或者也就隐含这些扰人之事。有一位姓钟的留学生监督处职员，每在给学生寄支票时夹寄一些受传教士影响的文字宣传改革。胡适以前收到无数次，并不觉十分反感。但此时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关于中文应改用拼音的宣传文字时，一向颇有修养的他竟写信去骂钟某。寄信后又有些后悔，于是他约赵元任共同在美东中国同学会上起了一个文字改革的小组讨论。[12]

  但胡适所谓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主要还是“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结果却做出许多激进的事。这话中的“经常”二字尤其准确。因为胡适虽然不时“率性”，主要还是向往着“作圣”。而且，就对中国文字的态度言，胡适在那时确实属于偏保守的一边。那时在美国，“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胡适则认为：“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Inf1exib1e），徒见其不通文耳。”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胡适自己有少年时的特殊训练，对中文运用颇能自如。而有些留学生不仅不通中文，甚而不会中文，看法当然不一样。中国的文字是胡适一生中一直公开肯定的少数中国事物之一，他后来多次言及中国文字的长处，包括在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时也是如此。而且，在那次文字讨论会上，赵元任的题目是汉语拼音化，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文言易于教授。从题目看，胡比赵还稳健保守得多。足见胡适在那时确不算最激进者。

  实际上，胡适那时的有些观念还基本在传统之中。1914年他参观波士顿图书馆，见“藏书既少，而尤鲜佳者，《三国演义》《古今奇观》《大红袍》等书皆在焉”。在中国旧小说中，《三国》的确不是胡适最欣赏者，但后来逐渐“激进”起来时，也曾把《三国》捧得很高。此时却作为藏书不佳的例证，正是典型的士大夫观念。而且，胡适在留学时所做日记及其他文字仍用古文。他二十岁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那个调子来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这是晚年倒放电影时才觉得“难为情”，当时却不然。他写该传的结论部分，不过三百余字，竟“终日始成”，不禁慨叹“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其艰如是也”。[13]则知虽因久不做古文而已生疏，口气还是亲切的。值得一提的是，林译小说一般要到文化运动之后才较多被人用为古文范本（详后），胡适真要算林纾少见的知音了。

  前面说过，胡适的防守心态甚强，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外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他自己所说，“一连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渐的强迫我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这些外在因素当然也不都是压力，比如胡适提到的“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康乃尔附近来了一个中国女学生陈衡哲。陈女士触动胡适的，也许不及她触动后来的夫君任鸿隽的多（至少从被触动者的一面是如此）。胡适在离开康大到哥大时，先以“我诗君文两无敌”与任鸿隽划分了文学领域的“势力范围”。可是一向被胡适视为忠厚的任鸿隽，在与胡适辩论诗的形式时一直不让步，多少有在陈女士面前争胜的心理在起作用。任鸿隽暗示胡适的诗言之无文。他说，中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所以，解救的办法在加强学问而不是在文学形式上做文章。他特别指出：“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14]忠厚的任氏尚且不让步甚而进攻，当然更促进了胡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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