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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那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关胡适治学方法的思想资源，都未必得自杜威。而且那年夏天的愤，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说的受康乃尔大学唯心学派攻击杜威的影响，更多可能是因为那时要转学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恶补，正如初到上海用功于英文算学和初到北大后猛攻太炎学说一样。那么，在此之前，他又受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如果胡适确实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学方面受的是什么影响呢？

夏道平先生是认为胡适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个。他曾据胡适在4o年代后期写的一篇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判定“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欧6型的，没有美国型的特异色彩”。连美国型都不是，当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关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论。我的看法，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一点上，胡适的确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节主要讨论学术方法，这就不详述了。然而，以一种简单明快的读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要考察胡适服膺的是何种自由主义，自不能仅看其专论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而应看胡适的所有相关文章和其所作所为，因为胡适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只有将此大文本认真考察之后，才可以下结论。吴森先生是专治哲学的，他也认为胡适没有读通杜威，其所论证并非全无依据。[49]不过有些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理解诠释问题，似不宜以近年的后见之明来质之前人。如果我们非常简略地回顾一下杜威的实用主义何以在美国兴起，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9世纪末的美国还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美国理想主义因与清教的联系，特别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o世纪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负，很像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通行有所妨碍，实用主义在他手里并不盛行。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对此杜威有非常亲切的表述。他认为讨论什么“国家”与“个人”这样的抽象词语起不了现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作用。杜威说：

如果我们讨论什么［抽象的］国家和个人，而不是讨论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则其意旨不过是将普遍概念的魅力和声威及其意义和价值凌驾于具体情景之上，因而就掩盖了具体情景的不足，也就隐去了认真改革的需要。

这样反空洞理论研究的话在美国人已感觉理论框框重负的情况下所说，对时人来说真有如释重负、大获解放之感，自然备受欢迎。当时即有人说：“我们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5o]这么多年来，胡适是不多的读懂了杜威的工具主义对实用主义以至整个美国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国人。他敏锐地认识到詹姆士的哲学“终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战，将实用主义工具化和简单化，也就是胡适所引用并强调的：把哲学的对象从“哲学家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51]这不也正是胡适一生努力之所在吗！仅此一点，胡适已够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也是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不过与当年的美国人角度不同而已。他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与杜威思想有许多共通处：他先已在寻找一种“致用哲学”；杜威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胡适说杜是实验主义大师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他自己的看法也类似。所以余英时师说胡适还没有研究杜威思想时，“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52]

胡适在1914年初完成本科学业后曾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他在同一天记自己关心的问题有三，即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与天赋人权说之沿革。胡适曾说他在康大时“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康大的黑格尔派是所谓唯心主义派，总爱批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自称他对杜威的兴即因此而起。[53]但更可能是因为康大的黑格尔派恰不那么经世致用，如果先存寻找“致用哲学”之心，则在那时的美国早晚要投到杜威名下。胡适在此时已明确地表露出了他后来的学术和思想的方向，即注重致用，尤落实在“术”之上，而不看重“奇之学说”和“高深之哲理”。这里的“三术”，至少其二与他所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另一个西人赫胥黎（Thomash。hux1ey）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在1935年所做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揆诸上面1914年初的观念，至少赫胥黎这一部分是成立的。他最早受赫氏的影响当然是来自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但后来赫氏的“存疑论”（agnosticism）对他的启更大。而怀疑又是胡适治学方法的一个主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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