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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讲学复议政”是一种胡适一贯向往的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界的话，前面说过，在留学的后期，他确有往“讲学”一面偏移的倾向。这一方面因为他已渐打定主意要想从根本上即文化上造中国不亡的远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二哥的教导。本来二哥就教他“以文学挥政治之真理”，且视为中国之“急务”，要胡适沿此方向努力。但因胡适在1915年初主张“中国须三次革命”，二哥痛斥之，并要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党人“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态度有明显修正，即偏于“讲学”而较疏于“议政”，但对后者的兴并未稍减。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自述的，在成年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的兴。我认为这种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亲切表述。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他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只“议政”的“舆论家”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适自己说，他初回国恰遇张勋复辟，到上海时，“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这话不完全可信。胡适初回国即先回家乡，路上最使他“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沿途的鸦片确已禁绝了”。[5]他在美国动身前，已担心去不了北京，后来的实际情形显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且既然已到最感动的程度，可知初回国时还不是一无好感，对国内的观感应不那么黑暗。但胡适对教育界，特别是他将去的北京大学，观察一定是细心的。那时蔡元培正在那里大声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未必用这个词），胡适不可能不注意到。胡适本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时代社会的位置，今既然现国内知识界的趋势是不做官不谈政治，自然会调整自己想“讲学复议政”的计划。

  简言之，胡适下不谈政治不做官的誓愿可以是确有其事，惟本不全出于己意，而且恐怕主要意思还是在不做官上。他的名著《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一篇专讲实验主义政治的文章。胡适说易卜生最恨政客，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在他看来，“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6]或者是胡适要学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说自己的话，总之他也是不入政党，专抓思想革命。不过，胡适那时才二十多岁，二十年后也不过四十多，真要做官，其实也还留有较大的余地。如果上述分析尚能成立，则胡适出来谈政治是早晚的事。他后来爱说的五四运动造成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颇有倒着放电影的意味（详后）。倒是他说自己出来谈政治是“忍不住了”，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话。他的确已忍了很久了。

  那么，胡适的政治观是怎样一种政治观呢？胡适从小养成的士大夫意识相当深重，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给胡适的最大影响之一即是使他由士大夫意识转向重视下层民众的“民主精神”。1912年胡适曾参加进步党的集会，见到许多康大的教授在场而主持者却是该校的管楼工人。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实则当时未必就已十分“神往”，尤其并不“之至”。他在几年后观看纽约女子参政游行时，现“此邦哲学界第一人”杜威也参与之，又大受震撼。胡适吃惊之余，不禁慨叹道：“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他到晚年时对此记忆犹，可见震动极大。胡适回忆说，杜威“还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对他的影响“至为深刻”。[7]其实“还直接”三个字，已暴露出他的士大夫意识至老也未全衰。有那样的意识，每次目睹此类事件，震动颇大是可以肯定的。而这样的震动多了，意识就不知不觉向“神往”这边转了。

  1915年在纽约的那次震撼，说明他声称在转学前将杜威的著作通读，或有夸大。因为杜氏对当时欧美流行的“回向人民”运动极为倾心，也曾竭力鼓吹并直接参与之。胡适若通读了杜威著作，见其参加游行决不会吃惊。反之，“回向人民”这一运动的“回向”二字，又露出其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精英的运动。美国知识人的精英意识，因其历史处境又远比英国等地的要强（详后）。主张自上而下的计划政治，暗藏精英意识而又有“回向”大众的愿望，是胡适最能认同于杜威和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之处。故胡适在1915年或尚未通读杜威，但后来循序渐进，到其回国谈政治时，已深获杜老师的真传。他后来自称，在美国留学时目睹、参与和研究政治，对他后来关心中国政治和政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应是不错的。[8]

  但胡适在美国获得的政治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周明之先生以为，胡适所吸取的西方价值观念加强了他那种然的精英主义。“西方教育加大了他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尽管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国式的，他的大多数观念却［已］变成西方的。这样，胡适将逐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从外面来观察中国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据外国标准来判断中国事物。这是有所见的。但也应注意到，胡适曾声明，他谈政治仍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的应用。[9]他之所以用外国眼光和标准，特别是杜威思想，来观察判断中国事物，就因为他早认为这观念已从“外国”的特定社会环境抽离出来，不过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而已。同时，胡适既然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有时其实是不得不努力以“外国观念和标准”来观察评判中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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