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幸福的能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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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的第二天一早，我去听本科生的入门基础课。八百人的大课，配了几十个助教，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工作是跟学生一起去听教授讲课，每周给学生上两节辅导课，批改作业和考卷。

在飞机上睡多了，回家后一夜未眠，上课时哈欠连天。幸好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到我。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认真做笔记，边听边琢磨我上辅导课时应该讲些什么。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即着手按着课堂上的想法和笔记拟定了辅导课的提纲。

明天上午我即将站在讲台上，面对二十五个学生。第一次啊。一想就紧张。我明白眼下唯一能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办法就是做足准备。我细细琢磨提纲，并在每一条下面加注细节。反复过了几遍后，原来的提纲变成了一个六页长的讲稿。我一边读出声，一边修改语法错误。等把讲稿念顺溜后，又开始琢磨应该在哪里停顿，应该提哪些问题，应该留出多长时间给学生思考，应该让他们做哪些练习题，应该如何讲解这些题。快近黄昏时，心里总算有了踏实的感觉。

这时周密来一条短信，问我旅途是否顺利。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回了，“一切都好。意外收获：我原谅我爸了。”

“太好了！既然你能原谅爸，是不是也可以原谅我？”

“我也原谅你了。”

“可以见面吗？”

“这阵子太忙。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的确已经不再怨恨他，也不再计较他的过错。可原谅不等同于复合。毕竟情侣关系与父女关系不同。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跟父亲相处，却还无法心无芥蒂地与周密亲热。我心里还有疙瘩。在把那些疙瘩彻底清除干净之前还是不见他的好。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这会儿没工夫跟他解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准备我的辅导课。更重要的是，那些疙瘩是我的问题，只有我自己才能解决。既然他帮不上我，跟他说又有何益？

人的潜力有多大连自己都不知道。头一次站在满满一屋子人面前，看着二十多双眼睛，我竟然表现得出乎预料地镇定。尽管有些激动和紧张，但我并不害怕。开头几句话说得有点哆嗦，还犯了几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但我很快便步入正轨。我大大方方地看着学生，流利地背出事先反复练习过的讲稿，语适中，没有慌乱，没有忘词。唯一的问题，也是我没料到的，是几个学生提问时我没太听懂。有的人语太快，有的人说话带有我不熟悉的口音，还有，他们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提的问题五花八门天南海北，而且用词极不专业，我平时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想过了。我反复让他们说了两三遍后才弄明白，紧张得我出了几身汗，回答时也不够简明利落，还结巴了两次。

等学生走光，我拿着板擦一点一点地擦掉白板上的字，长出了一口气，一股轻松感油然而生。尽管瑕疵不少，但总算顺利结束了。学生们对我很尊重，也很友好。下课时，好几个学生都笑着对我说谢谢。我明白那是客气礼貌，但还是开心不止。我给这节课打7o分。算不错了，毕竟是第一次嘛。我已经尽力了，能做好的部分都做得不错，没做好的部分是由于能力和经验有限，只能慢慢练习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迎面碰到乔治。我刚喊了一声“乔治，你好”，他立即说这周他太忙，让我下周去找他，然后便急匆匆走了。正好，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教课的事，真没心思管论文的事儿。

走进大楼，我想我应该去跟袁方打个招呼。

他的门开了一条几寸宽的缝儿。我敲了两下，他喊进来。我推开门时，他正站在书架前仰着头伸长胳膊往最高一层放书，嘴里嘀咕着：“这种人，哼。”我有点懵，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什么？”，同时用地上的小木楔把门固定住，保持原来那么大的门缝儿。我走到离他一米远站住。我不喜欢跟人离得太近。他的办公室很大，一米是让我感觉舒服的最近距离了。他跨前一步靠近我，右手手指并拢弯成弧形，垂直立在右嘴角边，头朝左偏靠近我的耳朵，压低声音说：“我刚刚面试了一个jobdidate。我问他有没有做过学刊的审稿人，你猜他怎么说？”他嘴里的热气喷到我脸上，幸好没有口臭。

“是那个男的还是女的？”我故意把声音挑高了一点，一边做出坦然的神态，一边退后了一步。我不喜欢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尽管门留了一道缝儿，但外面的人如果不是趴在门上根本听不清里面的对话，小点声说就行了，哪里用得着耳语？还把嘴挡上？况且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是真的怕别人听到，干脆别说好了。我对别人的秘密没兴趣。

这几天系里跟走马灯似的热闹。今年有两个教授职位空缺，系里收到一千多份申请，经过招募委员会的筛选和年会上的面试，最后邀请八位候选人来系里做最后一轮面试。他们要跟教授、系主任和院长一对一地面谈，要做学术报告，还要跟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座谈。今天一下子就来了两位，一男一女。

他依然压低声音说：“是那个男的。他说他做过很多次匿名审稿人。学刊主编找到他，他不好拒绝，但是……”他顿住两秒钟，然后像相声演员抖包袱似地说：“他说他每次都建议拒绝刊用。你猜为什么？”

“因为他的水平太高，瞧不上别人的论文？”

“错！他说，如果他提了修改意见，等修改稿交上来，他还得再看一遍。他不想在审稿上浪费时间，所以第一轮就直接建议主编拒掉。”

“他怎么能这样呢？太差劲了。”我一下子想到有朝一日兴许我的论文也会碰到这样不负责任的审稿人。

“是啊，他最愚蠢的是竟然还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而且是在工作面试时说。”

“真是怪人。”

“不是怪，是蠢。别看这些人智商高，可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就跟没长脑子似的。我前几年面试过一个欧洲人，哪个国家来的我忘了，当时在耶鲁做博士后。吃晚饭时，他说他有两个女朋友，一个住纽黑文，另一个住纽约，他周二到周四住纽黑文，另外四天住纽约。”

“这个，太过份了吧，他怎么能在面试时说这些呢？”

“所以说这些人蠢么。白痴。就算当时喝了点酒，大家都很放松，但再嘻嘻哈哈，也不能说这种话么。”

听着他的评论，我心里想，是啊，是啊，这种蠢事我们精明的中国人是不会做的。我们都知道心里想的东西是不能说给别人听的，而说出口的话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

出了袁方的办公室，我直奔沈昕的办公室。她才是我最想见的人。可惜她的办公室有人。过了一个小时再去，还是有人。今天大家都好忙啊。第三次去时，她不在。第四次去才见到她。

听我说原谅了父亲，她的眼里闪过兴奋喜悦的光彩。“好好说说，你是怎么想通的？”她起身去把门关上，坐到我对面，双臂平撑在桌上，开心地看着我，“我今天的事都做完了。你慢慢细说。”

她的认真劲儿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一时间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去给我妈上坟时，看见坟头上有棵小树，那一刹那间，我毛塞顿开。真的，就好像心里堵着的一道墙突然被什么给撞开了一道大口子，然后很快那道墙就哗啦哗啦塌掉了。我由衷地感激我爸种了这棵树。那真是一棵好树，顽强独立，不惧风雪严寒，它肯定长出了强壮的根。我相信它把我妈的魂灵带到了天空。我妈自由了。永远自由了。她不再有痛苦。伤害就此停止，怨恨便失去了根基。当时我想起你说的这话，怨恨还真的消减了不少。之后我意识到这些年我被怨恨堵住了心，看不见想不到我爸好的一面。其实他曾经是个慈爱的父亲，现在也还是。他也曾经是个好丈夫，给我妈带来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段幸福岁月。正是因为那段幸福时光对我妈来说太宝贵太难得了，她才承受不住失去的打击。可以说，他帮我妈建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又一手毁掉了它，也一并毁掉了我妈全部的希望。可怜我妈再也站不起来了，没法开始新生活，也没法让自己快乐起来，可能是因为她缺乏幸福的能力吧。有人说，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能力。很明显，我们母女都缺乏这种能力。幸福的能力，你说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我倒没想过。”她思忖了一下，“不过，我觉得你已经说到关键点上了。有幸福能力的人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建造起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对外敞开呢还是关闭，全凭自己心意。有客想来我欢迎，想走我不留。他若愿意留下帮我把这个世界装点得更美好，我欢迎他常驻。他若是抹污了我的世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赶走。他来也好走也罢，都不会摧毁我的世界。只有源于这样内心世界的幸福才不会被人剥夺，因为它既不靠别人的恩赐，也不依附于别人。”

“恩赐……”我心有所动，“小时候看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印象最深的是刘思佳说的一句话：‘做人的尊严，当领导的资格，不是上级所能任命的，也不是别人所能恩赐的，得靠自己挣。’这些年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时不时提醒自己做人的尊严要靠自己去挣。幸福的能力也要靠自己挣吧？想想我妈，不是她不想，不是她不努力，她从小到大付出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辛苦。她那么努力地奋斗。工作上是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在家里不但洗衣做饭做衣服织毛衣缝被子，甚至挖菜窖脱坯做煤球，她时刻不停地忙碌，却最终没能获得让自己幸福的能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她缺乏基础？她努力的方向错了？或者跟那些都没关系，只是因为她得了忧郁症？她的神经太脆弱？还是因为幼年缺少爱的滋养，害得她无从获取能量来建造自己的独立世界？她的悲剧到底怪谁呢？我的悲剧性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身体有病？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生在那个家庭，看到了那些丑陋，经历了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把我变成了这样子？……看我，又在纠结这些了。其实我已经下了决心，把过去的一切都画个句号，不再纠缠过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可那些东西还是会时不时翻腾上来。我倒是不再怨恨了，可还是做不到一点不想。”

沈昕安慰道：“心里顽固多年的执念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呢？其实，只要没了怨恨和心痛，想想过去也挺好的。毕竟那里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是能当成前车之鉴的话，磨难便成了财富。有的人摆脱痛苦是靠不思不想，而像咱们这样的人肯定是要靠多思多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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