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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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新道德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学的探索者。他的白话戏剧《终身大事》、杂文《差不多先生传》、新诗集《尝试集》都是新文学史上的开风气之作。《终身大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内容是应和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潮。这出独幕剧原用英文撰写,因一个女校要排演这个戏,胡适便把它翻译成中文。可是,由于这出戏里的女主角田女士与人私奔,竟没有女生敢扮演这个叛逆的角色,因而将剧本奉还给胡适。《终身大事》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胡适在“跋”中对此事作了说明:“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写实主义的戏,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罢。”《差不多先生传》这篇文章讽刺了中国人做事随意将就却自诩圆通的陋习痼疾,文笔浅白风趣,是广为流传的现代散文名篇。
《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其幼稚是众所皆知的,比如经常被引为笑谈的《蝴蝶》(原题《朋友》)。诗中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朋友》,《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这类所谓诗歌,粗浅直露,无意境,无留白,几无诗韵可言,当然是尝试的代价。
作为古文学家与旧文化的续命者,钱基博对胡适的白话诗文极为反感。他批评胡适的文章“坦迤明白而无回澜;条理清楚而欠跳荡;阐理有余,抒情不足”,又批评胡适的新诗,“伤于率易,绝无缠绵悱恻之致”,“只耐一回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但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却编撰出版了一部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教材中收录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白话文,显示出作为古文家的编者试图努力接纳并理解白话文。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时任无锡县署三科科长的钱基厚,提出无锡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的暂定施行办法。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由钱基厚之兄钱基博编著的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由无锡县署三科于当年7月出版发行。
《语体文范》共分三门七类,在“序跋类”下收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及钱基博自己所写的《题庞生文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作,此书只有上卷,主要探讨先秦哲学,下卷一直未完成。
钱基博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文字艺术赞赏有加。他认为,此文有条有理,说来头头是道,真可称得“言有序”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72页。;又引用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的观点评价说,“胡先生这篇文章,真正周密极了”。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4页。但他也指出,虽然胡适标榜《中国哲学史大纲》除去所引用的古书,其余文字全用白话,却在行文中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并未做到言文一致:
胡先生这部书,和这篇导言,不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发表意见,也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从前做得过深,“之”“乎”“者”“也”的习惯成自然了,一时改不过来。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所以不但胡先生如此,现在大名鼎鼎的几个提倡白话的文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无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还是一句话,要真实做到,却是难!难!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3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穿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作“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缘故:这便叫作“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第25页。
这段文字虽然写于1918年,却已是相当成熟的白话文,和当今学术著述的语体、文风几无二致。其中的“述学”“明变”“求因”等词,显示出的胡适的文言功夫,却是当简则简,并非如钱基博所说,这是因为“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事实上,融铸文言以完善白话,本就是中国语文的进化之道。详见拙文《朱光潜与文白之争——兼谈学习和创作文言文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第127—135页。
在较全面评估胡适白话文学造诣的基础上,钱基博指出,鲁迅、徐志摩是胡适的追随者之中造诣最高的两位,他们分别以小说和新诗践行了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钱基博评价鲁迅、徐志摩的小说与新诗造诣说:
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迭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随后,钱基博笔锋一转指出,当时的青年对鲁迅、徐志摩的作品“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原因在于,相较于新文艺中最新潮的普罗文学,鲁迅、徐志摩的作品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并非真正的民众文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抒小自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钱基博因而下断语说,鲁迅、徐志摩“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并且认为,鲁迅、徐志摩分别参与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均代表右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6页。这一评价对鲁迅和徐志摩都不公平。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剑指统治阶层的批判者,徐志摩自始至终都是灵魂自由的捍卫者,怎么可能代表右倾?
总体来看,钱基博对徐志摩的白话文学尚有所肯定,并多次赞许徐志摩的新诗“富于玄想”,对于周作人以“流丽清脆”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也没有异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但是,对于徐志摩与胡适相似的“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的言论风格,钱基博却非常反感。他因而劝诫其子钱锺书勿效徐志摩。其实,钱锺书并不欣赏徐志摩,他讥讽徐志摩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钱锺书:《评吴宓先生其人其诗》(ANoteonMr。WuandHisPoetry),《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76页。英文原文如下:HsuTse-mo,forallhisaestheticismandartiness,isstillababywhoenjoyilythepleasuresoflife;Hisfitsofunhappinessarethoseofaspoiledchildwhowailseitherbecausehehasnotgotenoughofsweetstoeatorbecausehehaseatenmorethanisgoodforhisstomach。此外,钱锺书在《围城》中假董斜川之口讽刺说:“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83页。三钱基博对新诗运动的评价
在胡适于1920年出版《尝试集》后,钱基博评论当时的盛况说:“自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慕效者,竞以新诗自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3页。钱氏此说基本照抄其光华大学同事周的《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1935年6月。所谓“诗体解放”,即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既不应使用已成为“死语言”的文言,也不必受格律与古人的束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胡适指出,“自由诗之提倡,(康)白情、(俞)平伯之功不少”,可是,俞平伯虽然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之诗,但他本人的诗作却“往往索解不得”,达不到“民众化”的目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因而指出,“深入浅出,文学别有事在;而不在白话与非白话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意思是说,文学表达能否做到深入浅出,自有美学原理可循,并非取决于语言载体。因此,文白之别,不等于深浅之别。
钱基博随后根据他对新诗运动的观察,提出了“新诗四变”说:
厥后新体之诗,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再变而为无韵之诗,三变而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变而至西洋体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所引“自由诗之提倡,白情、平伯之功不少”之说,原文如下:“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胡适《〈蕙的风〉序》)
在钱基博看来,新诗历经四变依然未上轨道,因此需要改弦易辙,另寻出路。他引用陈勺水、闻一多、梁宗岱等新诗运动者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惟不能诗者,方以格律为束缚”“谁谓典故窒塞情思?谁谓规律桎梏性灵”等诗论,并以朱湘的《石门集》(其第三编收录71首十四行体格律诗)为例指出,“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他又盛赞黄庐隐《读诗偶得》中“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不可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摩各家之长”“诗不可绳之以逻辑。其绝不通处,正其绝妙处”等诗观“皆合旧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495页。,并感慨道:
使十年以前而言者,当无不目为迂腐,斥为狂惑。曾几何时,穷则反本。不式古训久矣,今乃转闻诸素习新诗之作家,尝试未成,悔其可追!不用典而顿悟用典之妙,不摹仿而转羡摹仿之功,悠悠苍天,此何心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钱基博此处所谓“十年以前”,是指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等主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1920年,胡适又在《谈新诗》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诗体解放”的观点:“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胡适:《谈新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389页。钱基博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与“诗体解放”的主张都不认同,但他在新潮澎湃之际,却不敢正面撄其锋,甚至以古文家的身份编了一本白话文选《语体文范》,直到部分新诗运动者如闻一多、朱湘、梁宗岱等因“尝试未成”而重提格律、用典、摹仿古人之时,他才理直气壮地痛诋胡适“放废古文”“放言无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85页。
很显然,陈勺水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之说,为钱基博的复古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然而,平仄韵脚只是诗之形,气韵意境才是诗之魂。“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卷一《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26页。无坦荡之襟怀,超俗之才情,即无真诗、大诗。至于平仄韵脚,则手持一二韵书即可征验校核,非难事也。况世易时移,言、音俱变,岂可死守成规而自缚手脚?天道有常,文体代兴,自白话、新韵取代文言、旧韵以来,自由诗成为主流乃大势所趋,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可及。观乎中华诗词百年嬗变,亦呈近体与新体并行之势。为近体者,当严守旧法,依律腾挪,自出机杼;为新体者,当守正出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诗之高下,在性情才气,而非用不用典,用不用韵。自由诗是以气驭剑,不以音韵胜,而以气韵胜,虽短短数行,亦需奇气贯注。诗语有如淬剑,烈焰激情须猝然冷却,而锋芒更甚。能从庸常中逼出哲性、诗意,即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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