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钱氏父子对新文学的态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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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落日颂》中的比喻的确存在诸如喻象陈腐、联想散漫等弊病，但钱锺书的评论也有失之散漫、失之主观之嫌，尤其是贬斥“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这一比喻，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此外，“离奇”能不能视为比喻的弊病，也要看实际情况。一概否定所有“离奇”的比喻，既有违钱锺书本人对比喻、通感的立论，也有违他的充分肯定神秘经验的美学立场。钱锺书自己说过：“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色。”《读〈拉奥孔〉》，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2页。而善用“比喻”，也正是他的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笔下的妙喻往往通过将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意象接通在一起而出奇制胜地产生出奇妙的效果，钱锺书对此有一番精妙的论述：比喻的两方之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读〈拉奥孔〉》，钱锺书《七缀集》，第43页。。《围城》第三章描写赵辛楣初次见方鸿渐时，说他“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0页。。粗看起来，我们的主人公“方鸿渐”与“大字幼儿园读本”似乎全不搭界，但作者偏把它们焊接在一起以表现赵辛楣的目中无人，可谓“离奇”而妙。
笔者以为，一个“离奇”而合理、能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效的比喻就是妙喻，它凸显了诗人异乎常人的想象力，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钱锺书之所以不喜欢“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这个比喻，应该是基于他的推崇“气概阔大（largeness）”之作《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讨厌“纤仄”文风的审美理念，这种理念与他的比喻双方“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的观点在对曹葆华比喻手法的评价中产生了矛盾，并压倒、遮蔽了后者。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崇尚“阔大”气象、鄙弃“纤仄”文风是钱锺书的主导性审美立场，比喻须奇则是他的技术性观点，两者有主次之分。只不过，曹葆华的“嘤嘤哭泣”之喻恐怕应称为“纤秀”，而不能贬为“纤仄”。钱锺书在此多少表现出了才子型批评家那种个人主观好恶影响客观判断的通病。
在探讨了《落日颂》诸多形式上的缺陷或问题之后，钱锺书将批评锋芒指向了诗集的主体精神与情感基调。他评论说：
看毕全集之后，我们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页。
钱锺书随后极为细心地指出了与“情绪少变化”这一缺陷密切相关的“结构多重复”“景物也什九相同”等问题。《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100页。通观《落日颂》中的41首诗作，愤懑不平、憎恶现世的情绪确是全集主调。钱锺书的评语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曹葆华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以及不惜毁灭宇宙的撒旦（Satan）式反抗意识。而“拜伦式的态度”的内核，即是英雄的孤愤与撒旦的反抗。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拜伦，有人赞美、喜爱，有人防范、排斥，如主张理性、节制的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义者就对拜伦评价不高，而呼唤精神伟力的鲁迅则对拜伦推崇备至。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是对拜伦、浪漫主义以及诗性反叛精神的礼赞。在这篇有如战斗檄文的名篇中，他将拜伦比拟为人类中的撒旦，并将其奉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的宗主。他指出，摩罗诗派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是“动吭一呼”，激发读者“争天拒俗”之心，“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赵瑞蕻注释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4页。反观曹葆华的《落日颂》，充满了悲愤的呐喊和呼告，罕有“和乐之音”，实为末世挽歌，恰恰奏响了摩罗诗派的“新声”。钱锺书以“拜伦式的态度”概括其主体精神，当是有见于此。不过，钱锺书对“拜伦式的态度”显然比较反感，这就与鲁迅的热烈赞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甚至将其定义为“怨天尤人的态度”《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并与通俗小说中“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相提并论《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页。，未免有失公允。薛仁贵为唐代名将，战功赫赫，威名素著，野史中却为他平添了一段月下叹功劳的段子，内有“摇旗吶喊之辈，尚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着皇上酒肉，又像偷鸡走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我回报好音”等牢骚、怨言，颇为庸俗、粗鄙，一代名将俨然成了市井逐臭之夫。详见如莲居士编、清宇等点校《薛仁贵征东》第二十二回“敬德犒赏查贤士仁贵月夜叹功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30—235页。曹葆华的《落日颂》固然是不平之鸣，充斥着失意、失恋的痛楚，但和虚构的薛仁贵叹功劳相比，一为出尘之想，一为世俗算计，显然有质的区别。
司空图定义“悲慨”这一品说：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诗品集解》，第35页。
笔者以为，《落日颂》中的侘傺、愤恨近于“大道日丧，若为雄才”的苦闷，也近于“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苦痛，是一种凄怆惨烈的悲剧体验。诗人也俨然以悲剧英雄自居，绝非汲汲于一己得失的利禄之徒。然而，钱锺书推崇的是内心的和谐与静穆的美，对“精神排泄”式的冲动抒情钱锺书揶揄说：“在青年时代做诗不算什么一会事，不过是一种（说句粗话）发身时期的精神排泄，一种greensiess。”（《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2页）和浪漫主义诗歌中所谓“怨天尤人的态度”颇为鄙夷。这是他不喜欢拜伦的主因，也是他不喜欢《落日颂》情感基调的主因。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偏好，造成了他对拜伦与曹葆华悲剧体验的“一个偏见”（借用钱锺书一篇散文的标题）。三“神秘成分”与“神秘主义”
在总体上否定了《落日颂》的艺术价值，并对“拜伦式的态度”加以批判之后，钱锺书对作者诗中的“神秘成分”予以了肯定，并且认为，“作者将来别开诗世界，未必不在此”《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
笔者以为，《落日颂》里的“神秘成分”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世界观，二是星宿信仰，三是神秘爱情观。
《落日颂》开篇第一首《告诉你》开宗明义地宣告：为灵魂筹划“远大前程”是诗人的梦想和努力方向。《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5页。但不幸的是，他的灵魂极端“穷困”“饥饿”，为了让灵魂获得满足，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老实说，我自己常常这样想，若是天地间真有米粮，可以供养灵魂的饥饿，恢复他往常的健康；那我用不着迟疑，也无须索想，立刻倾出我生命的所有，不管是走路的脚，吃饭的口，即使是生命的本身，我都愿意拿来换买，让灵魂迟得个畅快。让他在饥渴中享受一时的醉饱，就像那垂死的乞儿获得半碗白饭时所领略的狂欢。
与厌倦书斋的浮士德博士抵押灵魂给魔鬼以满足心中对爱情与建功立业的渴求相比较，诗人曹葆华可以说是反向以求，他是为了灵魂的满足而不惜抵押身体和生命。一部《落日颂》，即是苦痛灵魂的呼叫。很显然，诗人既肯定灵魂的存在，又将肉身与灵魂判然两分。在他看来，灵魂可以脱离肉身而存在，因此，他宁愿牺牲“走路的脚”“吃饭的口”乃至“生命本身”，以换买灵魂的畅快和狂欢，这是颇为典型的灵肉二分的观念，显然受到了西方基督教灵魂存在说与灵肉二分说的影响，又与“形尽神不灭”等中国传统神秘宗教的形神二分论相通。
除了肯定灵魂存在、灵肉二分，诗人的基督教世界观还包括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肯定。在《假如》一诗中，诗人咏叹道：
假如有一天上帝降临，指出我生命里潜伏的厄运；说我将来纵呕尽了心血，也不能在缥缈的诗国中抓着永恒。那我就用不着惊疑，也不必候等，立刻招下半空的霹雳将我击雳……
……我早感觉爱情的幻灭，真理的渺冥，与人世间一切声色的纷纭；若不贪图灵魂不朽，我怎肯忍苦再向前进。
在第一节里，诗人召唤着上帝的降临，并将其视为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和判决者。这种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也出现在其他诗篇中。如在《悲欢》一诗中，诗人感叹道：“怎么这茫茫宇宙间列着万千生物，上帝也敕令收敛欢笑，拖曳着凄动的呻吟”；在《黑暗》一诗中，诗人“倒在人生黑暗的道上，祈祷着慈悲的上帝”；在《祈求》一诗中，诗人吁求太阳“施用上帝的仁慈”踏海而去，令他能在幽暗里倾诉相思、等待恋人。与诗人对上帝的认信相呼应，是他的“灵魂不朽”意识。正因为相信“灵魂不朽”，诗人才会在历经“爱情的幻灭”、求索的苦痛以及“人世间的声色纷扰”之后，没有绝望，没有堕落，而是“忍苦再向前进”。
在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思想前提下，诗人以基督教世界观为主体精神，融合中西方神话元素，构造了一个瑰奇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世外的“天堂”（《诀别》），也有“地狱的围墙”（《冤魂》），有赐人自由的“上帝”（《诀别》）、从云间送下嘱咐的“天使”（《忍耐》）、“九霄外的云鸟”（《想起》），也有盘旋天空的“死神的翼翅”（《夜思》《时间》）、举起“淫毒巨旗”的“魔鬼”（《悲哀》）。在这个世界里，还有神秘的天人感应。最突出的是诗人与星星的感应：
你终于要消沉了，我生命的兆星！今夜冷风吹扫着残叶，深林里的老鸦啼叫凄冷；我站在荒古的江头，眼含悲泪，仰视着太空的幽冥。
——《兆星》
呵，时间！你踏着阴影，追袭我的残年；又使枭鸟在树上聚谈惊人的预感。那颗星，我生命的主宰，已移步西天，将坠入无边的黑暗。
——《时间》
第一节中所谓“兆星”，即是第二节中主宰诗人生命的那颗星。这种人的命运由“兆星”预示和主宰的观念，类似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通过观察将星明暗判断人物命运，也令人联想到《水浒传》里的星宿下凡，体现了诗人的星宿信仰和宿命论意识，与基督教世界观相左。因为基督教主张，真理的依据是“基督”，而非“星宿之灵”。参见《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第385页。
此外，和多数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曹葆华也在他的诗中热烈地咏叹爱情，尤其是神秘的爱情：
往常时这天地迷蒙着几层阴霾；……但是现在天空中豁然开朗，四面吹来百花的清香，群鸟吐出歌声，野兽跳得发狂，大地布满了红光，又浮荡人们愉快的欢唱。我不免默默抚心自问，是否神秘的爱情（她赐给我的）变换了宇宙的景象。
——《往常时》
……这时候我手持着竹杖，斜倚桥栏，正寻索生命里不可思议的过去。我怎么想播散青春，获取爱情，在灵魂上开放神秘的香花。
——《黄昏》
从上述诗句可见，诗人所向往的神秘爱情，是超越肉身相吸的灵魂感通，不但能够升华彼此的灵魂，令神秘的香花在灵魂上绽放，而且具有变换宇宙的伟力，令阴霾消散，群鸟歌唱。这样的爱情，超越了世俗，也注定会在世俗中幻灭。诗人哀叹道，在世俗中追求神秘爱情的结果是，“只把天真消失，认识了千古孤独的凄悲”（《黄昏》）。由《落日颂》的题记可见，这部诗集是献给他的恋人陈敬容的，而且，“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曹葆华：《落日颂》题记，《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4页。笔者无疑妄断《落日颂》中的神秘恋人是否就是陈敬容，但陈敬容显然不同于引领但丁灵魂飞升的贝雅特丽齐。
综上所述，《落日颂》中确实包含着“神秘成分”，而且颇具规模，颇有系统，其思想底蕴也颇为深邃。但钱锺书指出，《落日颂》里虽有“神秘成分”，但尚未达到“神秘主义”的境界。《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原因在于，诗人的“自我主义”够伟大，压制了“神秘主义”精神。他辨析“神秘主义”与“自我主义”的区别说：
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同上。
质言之，神秘主义的实质是“反主为客”“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自我主义的实质是“反客为主”“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钱锺书虽然没有提到曹葆华所膜拜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先驱郭沫若，但他对自我主义所作的描述，俨然是对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的传神写照。钱锺书进而指出，“神秘主义需要多年的性灵的滋养和潜修”，曹葆华的诗艺如欲走向成熟，并在将来“别开诗世界”，就要克制自我主义倾向，培育神秘主义精神。《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他劝勉诗人说：
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的和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和墨色的，惝恍着拉比（Rabbi）的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
由此可见，曹葆华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对宇宙、人生采取对抗、斗争的态度，用钱锺书的说法是“怨天尤人”，用鲁迅的说法是“争天拒俗”；一个则是力求人和宇宙、人生的和解。钱锺书崇尚的是天人和解、内心和谐，他因此摒弃拜伦式的对抗态度以及郭沫若的天狗式冲动，并劝勉曹葆华汲取东西方圣书中的“苍老的智慧”，从“咒诅”宇宙转向参悟宇宙，从“消灭宇宙”的狂热转向“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这不仅是对曹葆华的劝勉，也是对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众多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劝勉。他对新诗集《落日颂》的评论作为他本人的唯一一篇新文学作品论，既是反浪漫主义的诗学檄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信徒的诗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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