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机叙事的早期范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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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叙事的早期范本
——杨绛与白先勇同名小说《小阳春》比较分析
杨绛和白先勇都是华语文坛颇为传奇的人物。杨绛生于辛亥革命之年。2016年5月，她以一百零五岁高龄溘然长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新文人和新型知识分子，她的漫长一生是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重要见证。从她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生成与演化；从她的创作经历，可以窥见中国大陆新文学发展嬗变的轨迹。与杨绛相比，白先勇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的现代文人，他出生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年，抗战期间随家人迁到重庆，此后一迁港，二迁台，三迁美，但他的魂梦所系，依然是精粹的中华古典文艺。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先勇堪称近百年来离散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与杨绛一内一外，分别代表着本土与海外中国现代文人的心路历程。
白先勇以文学创作为主业，并以小说名世，他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享誉世界文坛。杨绛作为他的前辈，主要身份是学者、翻译家，只是在治学翻译之余，兼写散文、戏剧、小说，却成绩斐然。20世纪40年代，杨绛写出了短篇小说《小阳春》。1961年，白先勇在他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刊出了同名小说。这两部小说的男主角分别是四十岁的俞博士和五十多岁的樊教授，他们都是中年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十月小阳春短暂春意的刺激。两部小说均表现出青春已逝的怅惘和“中年危机”的症候，很有比较分析的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堪称“中年危机”叙事的早期范本，也是心理危机小说中的名篇。笔者以为，心理小说中着重表现心理危机的作品不妨独立命名为“心理危机小说”，可以译为psychologicalcrisisfi。心理危机小说的类型包括青春期危机叙事（如郁达夫的《沉沦》、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认同危机叙事（如伍尔夫的《海浪》、昆德拉的《认》）、信仰危机叙事［（如加缪的《局外人》、王朔的《动物凶猛》，《七年之痒》（TheSevenYearItch，1955年美国电影）式的婚姻危机叙事］，以及中年危机叙事等。1980年，女作家谌容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虽隐约显露出对“中年危机”（midlifecrisis）的关注，却未将这一隐含的主题充分加以表现。而对杨绛、白先勇同名小说《小阳春》的“中年危机”主题、表现形式、不同叙事心态予以深入探讨，既可深化对杨绛、白先勇叙事艺术的认识，引发学界对中年危机叙事以至心理危机叙事的进一步关注，也可推动“心理危机小说”研究。一不同境遇里的“中年危机”
莎士比亚笔下的野心家麦克白在极端的猜忌和恐惧中感叹说：“（人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soundandfury），却找不到一点意义。”Shakespeare：Macbeth，5。5，p165，EditedbyDavidBevingtonandDavidScottKastan，publishedbyBantamDell，NewYork，2005。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这段独白的感染和启迪下，创作了他的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
相对于《喧哗与骚动》的沉重和压抑，杨绛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虽然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喧哗与骚动的故事，却要轻快得多，俏皮得多。这篇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较深刻、较全面地揭示“中年危机”问题的小说。小说男主人公俞斌博士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遭遇“中年危机”困扰的典型人物。在寒冬降临前的暖和天气里，年届四十、略为发福和秃发的俞斌滋生出对青春流逝的不舍和不甘，也滋生出对浪漫激情的追怀和憧憬。他想和太太找回往日激情，但俞太太却毫不领情。
杨绛极具匠心地塑造了两个细节表现俞斌的有“情”与俞太太的无感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由此形成的戏剧性反差。第一个细节是，俞斌以“小宝贝”昵称俞太太，俞太太却以为他在叫儿子。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37页。第二个细节是，俞斌请太太出外散步，可是俞太太没好气地告诉他，要等裁缝来翻做丝绵袍。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38页。俞博士由此醒悟到生命的老化和庸常化，并对自己的发胖和太太的感情懒怠感到焦虑。
俞斌承认，蕙芬是头等好太太。不过，他并不知足。在他看来，一个女人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好太太，还要兼情人和朋友，否则就“没趣”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39页。。可是，蕙芬却丝毫不觉得“没趣”，她只满足于做个好太太，并且“称心满意地发了胖，准备老了！”同上。。俞斌蛮不讲理地认为，他的发胖全是太太传染给他的。同上。
其实，发胖发福，是中年人的特点。生活稳定了，工作稳定了，起居有规律了，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自由不羁、饮食无度，也不用为了生计和梦想而煎熬奔波，自然容易发福。因此，中年人的胖不仅是一种生理与身体特征，也反映出一种精神状态。俞斌对这种与年龄相关的胖，极为厌恶，以至于产生对“全身是筋的瘦人”的非理性的渴慕。同上。与此同时，他对白皮肤也产生了反感。在他眼中，白皮肤“就像生面粉似的”，一点都不可爱，他要“太阳晒熟的颜色。宁可晒焦，不要生的！”。同上。如果单纯从生理角度来看，白胖可以视为生活富足稳定的标志，黑瘦可以视为生活煎熬奔波的象征。俞斌却偏偏迷恋黑瘦而讨厌白胖。其因有二：一是他对中年状态的恐惧与抗拒，二是他的梦中情人胡若蕖恰恰是黑美人和瘦美人。
俞斌的心地尚算仁厚，他虽然对平庸的中年状态不满，也对太太的安心发胖安心变老不满，但他不愿伤害太太，也无意改变现状，只是内心中模糊地有所希冀。胡若蕖的出现虽然令他的希冀有了具体的目标，但他警告自己这是危险的征兆。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40页。而在与胡若蕖的同班男生相对照时，他悲凉地意识到，他不过是“一个秃了顶的老头子”，已逐渐丧失了男性魅力。同上。杨绛的高明处在于，她在演绎师生恋这一校园文学和学院派小说中的常见主题时，巧妙地揭示了当事人的“中年危机”心理。
白先勇笔下的樊教授是个失败的中年人，他依然怀抱着二十岁时的成为伟大数学家的梦想，依然奢望创造一个“最高的抽象观念”。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52页。但现实是，年过五十、头发变白的他，还只能教初等微积分。人生易老，梦想成空，这是樊教授的事业失败之痛。白先勇以细腻的笔触表现出了樊教授的失落和愤懑：
当——古钟又鸣了一下，冷涩的泉水快要流尽了，树林子里一直响着颤抖的音丝。樊教授陡然停住了脚，把夹在左肋下那本焦黄破旧的初等微积分拿了下来，一阵说不出的酸楚呛进了他的鼻腔里。他感到有点恼怒，好像失去了些什么东西一样，追不回来，再也追不回来了。他的手紧紧抓住那本翻得书边发了毛的初等微积分，心中窝着一腔莫名的委曲。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51—152页。
伴随这种事业上的失落感的是对于青春流逝的感伤。当他在水池的倒影中看到两鬓白发在风中颤抖的真实自我，产生了“五十岁的人是应该有这种欠缺之感了”的悲凉感慨。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53页。这种“欠缺”感与俞博士的“没趣”感无疑都是“中年危机”的症候，彰显了人在生命机体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对于人的有限性以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敏锐感知。
此外，樊教授的“欠缺”感还有更深更痛的内涵。他和太太素琴有着很深的隔阂。素琴是天主教徒，当樊教授在书房里空想“最高的抽象观念”之时，她却偏要在隔壁高唱歌颂“主耶稣”的赞美诗。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55页。樊教授不知道，上帝就是素琴眼中的“最高的抽象观念”。她虔信上帝，相信每个人都有罪。复活节那天，女儿丽丽发着高烧，她却锁上门去教堂祈祷。结果一场大火烧死了丽丽。素琴真的有罪了。而樊教授在那一刻觉得，他的前半生的一切都完了。的确，他事业失败，青春已逝，婚姻不谐，又遭遇丧女之痛，前半生落得一场空。他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捉弄，以至将女佣阿娇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当她出门之际，樊教授抓住她的手臂大喊道：“不要离开我！”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62页。这是深陷“中年危机”的失败者的绝望呐喊。二天人交感：“小阳春”与“中年危机”
每年秋季将要结束、严冬即将来临时会出现回暖天气。在此期间，阳光较足，温风和煦，一些果树会开二次花，呈现出好似阳春三月的温暖天气，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小阳春。由于这种天气现象通常出现在农历十月，所以农历十月又名小阳春。《红楼梦》第九十四回描写怡红院里的海棠在初冬时节忽然开花，大家都议论这花开得古怪，贾母解释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气节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第3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300页。
杨绛和白先勇的同名小说《小阳春》均从贾母所谓“小阳春的天气”获得创作灵感。这是一种不是春天，又似春天，而且很快就会由暖转寒、由荣转枯的独特天气。它给人以一种春回大地的幻觉，令人滋生别样的憧憬。对于青春已逝而又试图唤回青春的人，这种幻影般的节令特别能够触发他的心绪和感慨。
白先勇笔下的樊教授正是在十月小阳春的璀璨阳光下，一再想起青葱岁月时的自己：
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小阳春，他记得最清楚了，穿着一件杏黄色的绒背心，一听到钟声就夹着书飞跑，脚不沾地似的，从草坡上滑下来，跳上石阶，溜到教室里去，那时他才二十岁呢！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50页。
二十岁时的樊教授，步伐何等轻快，行动何等敏捷，就像风一样来去自如，潇洒不羁。那件杏黄色的绒背心，无疑是青春的象征，活力的象征，它多次在樊教授的记忆里闪回出现，俨然是他生命中最深刻、最美妙的印记。当年的樊教授，抱负远大，豪气干云，远道而来的德国教授非常欣赏他的不羁个性和壮志雄心，称赞他是“最有希望的青年数学家”白先勇：《小阳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第151页。。三十年后，这个“最有希望的青年数学家”已过知天命之年，却依然是个不入流的学者和二流教书匠。小阳春时节充满活力和热力的校园深深刺激着他，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
与樊教授相比，俞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文科学者，住三层洋房，家庭美满，生活条件优越，堪称成功人生的典范。但人到中年后的发胖、秃顶、生命的老化令他感到焦虑，长期的学院生活、书斋生涯又令他感到厌倦和烦闷。以下这段内心独白就颇具代表性：
春天是别人的了。自己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就没知觉怎么过去的。挣扎着，挣扎着，为生活，为学问。人生真和流水一般，不舍昼夜。他现在是有声望有成就的俞博士。可是，才站定脚跟，才有闲暇睁眼望望这世界，这世界已经枯黄憔悴，变了颜色。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45页。
俞斌对流年似水，青春已逝，以及因忙于生计和学问而无暇感受世界的感伤与感喟，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颇为相似。浮士德是一个满腹经纶、长期埋首书斋的老学究，面对即将朽坏的身躯，浮士德深感焦虑和惆怅，滋生了“知识久已使我作呕”的强烈反感和不满。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03页。这是浮士德临衰老之际所爆发的精神危机。魔鬼梅菲斯特洞悉了这种危机，他在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以死后灵魂交换生前满足的协定后，引导浮士德服下女巫的灵药，令浮士德年轻了三十岁。重返青春后的浮士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街上追逐少女玛加蕾特。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第157页。杨绛熟知浮士德的故事，她所塑造的俞斌显然有浮士德的影子。“他推开满书桌乱堆着的政治思想社会问题的世界名著。什么研究！什么著作！他只觉得一对脚尖儿，着了魔似的站立不定，不由自主地想跳舞。”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37页。这是《小阳春》起首时对俞斌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到浮士德的心态，浮士德的危机。而那个“满脸黑毛”杨绛：《小阳春》，《杨绛文集》第一卷（小说卷），第41页。的胡若蕖正是俞斌的玛加蕾特。
从心理危机的角度来看，《小阳春》刻画了一个五十岁的数学教授在深秋回暖时节的深深感伤，杨绛的同名小说则表现了一个四十岁文科学者在同样时节里的短暂躁动。以中国传统观念为标准，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四十是不惑之年。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中年是指四十五至五十九岁。因此，人过四十，就开始走向中年。五十开外则是地道的中年。俗语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所谓“万事休”，不是指一切告终，而是指形貌渐老，血气渐衰，待人处世应当看开看淡，不要呈血气之勇，更不要卷入意气之争。毋庸置疑，人到中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是绚烂的、明媚的、仿佛挥霍不尽的青春，在此之后，是终将远去的韶华和茫茫来日。
1980年，大陆女作家谌容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轰动一时。小说描写了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工作、家庭负担过重而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当时的评论家一致认为，这部小说客观而真实地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事实上，这部小说在反思“文革”后知识分子地位、处境的同时，也隐约显露出对“中年危机”的关注（如表现陆文婷在昏迷中回忆青春与爱情），只是较之杨绛、白先勇的《小阳春》，这一隐含的主题并未得到充分表现。
“中年危机”是指人到中年之后生理及行为上的不适应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此阶段，人的身体面临老化的威胁，其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由此导致内心矛盾重重，滋生出焦虑、紧张、自卑等情绪。杨绛《小阳春》的开头生动表现出俞博士在小阳春的煦暖中向“中年危机”宣战的不服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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