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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汉宋。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了。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训练，虽然比上海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句，最多为人引用。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35]

  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早在19o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他晚年自称，以“重估定一切价值”方式来“整理国故”，“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的意识的确很强。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典范、开辟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名词”的框框。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名词”的框框，离了这些名词便无以言学问。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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