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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得大名不祥

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除了前面的论述，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宣言’、‘贴标语’的忙人”。“赶着写”三个字着实写出了胡适趋时的形象。民初的中国，能趋时，就易得名；但也必须不断地趋下去，一停下来，就要落伍。唐先生又说，胡适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而且是最合儒家原来面目之孔孟精义的士大夫。[2]这也是有体会的确评。在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但要维持这一点也甚难。也就是说，如果胡适一旦不能趋时，或不能维持其旧兼容于一身的形象时，他所“暴得”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前面说过，从社会的层面看，在民初的社会要能得名并且维持之，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胡适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辈的拥戴。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本是民初中国要实行以多取胜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后果。对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能够做到“保护”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结果。胡适所直接了解的“西方”，恰是读书人地位最高的美国（详后），也是“大众文化”兴起之前的美国，而他接触的美国人，又基本是中上层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礼，对于听众来选择立说者这方面，体会并不深。他也不曾深究过，留美学生归国者那时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独愿意与他往还？在他自己，或者以为全凭个人的本事。这当然也不错，没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但听众的拥戴，恐怕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国人”已经承认他为“导师”，正是这“国人导师”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饭桌上指斥现任内总理。

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拥戴与否，对胡适的名与位都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个实数，多用于此，必少用于彼。胡适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边缘知识青年；他少年时养成的防守心态又使他不得不与各方面周旋；随着胡适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异乡连吃饭也无保障的青少年经历渐淡，而与各种高官名流的应酬交往日多，更加没有多少时间专为知识青年说法，疏远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为胡适维持自己的名声增加了困难。

几十年来，胡适好名已成固定认知，论者比比皆是，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胡适许多所为，也不仅仅是好名，有时还有为公众维持一个正面形象的深意。他曾说过：“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1inet），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生公众的影响。”[3]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极大，对此他深有体会。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颇叹“盛名之不易处”。[4]这是胡适的甘苦之言，但也说明，他维护自己的名誉也有为社会考虑的一面。

胡适好名之心确实过一般人，也最能体会少年得志者爱惜羽毛的心态。他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起梁启成名太早，知道别人会收集他的字，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唐先生以为这是胡的夫子自道，信然。胡适一生基本坚持记日记，他后二十年的日记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写《胡适之传》。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要收藏此日记，胡适马上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此词唐先生译作‘核阅’，是客气的译法，实际也可以有删削注改等意］一下。”后来便没有下文了。现在印出来的胡适前几十年的日记中，有些所缺的地方，可能就是胡适细心“核阅”之后将其抽去了。正如唐先生所说，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所以，要了解晚年的胡适，“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5]实际不仅晚年，得名之后的胡适都只能从仔细阅读分析中得之。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6]这话是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的，当然对于胡适不是很亲热，因为周氏兄弟都或明示或暗示说刘半农以中年而不得不到法国去读博士是为胡适等人所迫，此时半农已去，想起来不免仍有点抱不平。但胡适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却被描绘得很传神。

正因为胡适好名，又颇具防卫心理，所以有些对其名声的树立有利的说法，他明知是错的，也佯作不知；有时还不得不略微说点谎以维护其名。如他对蔡元培、梁启说他治学继承了古文家绩溪胡氏的方法及在北大先用博士称号等，多半都是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习惯使然。5o年代胡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另外大约还有什么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却对人说“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也可见其爱名之一斑。1952年胡适到台湾，当记者问到美国文坛情形时，胡适表示只好“缴白卷”，因他不过随时选读一两部上了排行榜的美国畅销小说而已。这在胡适或觉已十分谦虚，逢场作戏说点小谎话无伤大雅。但细心而又熟谙美国文坛情形的夏志清先生立刻看出胡适这次“提劲”却搞反了。一是美国畅销小说出得太多太快，胡适哪里能随时紧跟着看；二是那本是“下里巴人”看的，并不能代表所谓“文坛”，胡适是说了外行话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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