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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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卧马沟走进公社大院杏花那俏丽的眼里就充满了惊奇，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她质朴单纯的心里火一样地燃烧起来，多么美好，多么新奇，这里和卧马沟真的就和两重天似的啥也不一样。在卧马沟睁开眼看到的总是那一溜窄窄的天，总是那一条陡陡的坡道，总是那几张熟悉却没有生气的脸。下马河多好呀，湛蓝湛蓝的天空深远的无边无际，一眼看不到尽头；公社大门外的大十字多平展，多宏伟，比卧马沟皂角树下的那片场大十倍；出了大十字往前望，更是千亩万亩连在一起的大平原；街面上门朝大十字开的都是机关商店：派出所、邮政所、税务所、储蓄所、市管会（就是后来的工商所）、粮站、食品站、废品收购站、供销社、食堂饭店、理店林林总总，虽然门脸儿都不算大，但都挂着一块牌子，都是一个机关实体。早几年杏花在下马河上过两年中学，但那时候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那时候单纯幼稚的啥也不知道，根本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了公社机关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现在自己就真的住进了公社大院，虽还只是个临时合同工，但再过渡一下完全有可能成为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机关里的好多人都是由临时合同工慢慢过渡成国家工作人员的。年轻的杏花站在新生活的门槛上满怀着美好的期望，憧憬着未来。
公社大院里的人们对这个新来的扎两根小辫，蹦跳欢势，单纯幼稚却又是出奇漂亮好看的小姑娘都很感兴趣。杏花长的至纯至美着实叫人喜欢，谁能拒绝美。公社革委会主任韩同生和副主任董天明都对杏花的工作和生活表现出无微细致的关心。杏花一进公社大院就像一个宝贝蛋似地被人们捧起来。
在公社大院一团和气的表面下依然潜伏着斗争，联合起来的两派时时处处都还在较着劲，都还在争夺着权力。单纯幼稚的杏花眼睛看不透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股暗流，她只是幸福地感到公社里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对她好，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了她周到的关心和照顾。她就把一张甜美的笑脸对向每一个人。
杏花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坐在机房里转插电话。这是一部九十门的电话插转机，像一台学校里的风琴，只是平面上没有按键，倒是竖面上贴着几串振叶。电话一来，振叶就翻掉下来一片，戴上耳机监听着把插线插到对方要的单位，电话就接通了。就是个这，很简单，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学会。
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打电话，老百姓把电话还看得挺神秘。一般单位还没有这样的摇把儿电话机，所以来来去去的电话不多，插转机上的振叶有时候半天半天不往下掉一次。
机房设在公社大院朝阳明亮的北面，是内外两间的套间，外间是机房，里间就是杏花休息的卧室。这两间房子就是杏花工作生活的地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除了到灶上吃饭，或是干点别的，绝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这两间房子里，有电话接电话，没电话就找些书坐在机房或是套间里的床上翻看，再就是学着织毛衣。在机关上班干事的女人和村里的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干事的女人有了闲暇的时间手里拿起的是棒针毛线，而村里的女人时常拿在手里的是鞋底鞋帮。杏花现在已经是公社的电话员，算是上班干事的人了，所以她也学着织起毛衣。
公社里的工作并不紧张繁忙，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闲闲散散的没事干。没事干就找几个投缘对脾气的人坐在一起聊天谝闲，或是对奕两盘象棋，打一通朴克，把闲散无聊的时间打掉。
杏花工作的机房就成了人们最爱去的地方，在机房里当然不能下象棋打朴克。但是和花儿一样漂亮好看的女孩子坐在一起说说闲话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到杏花房里跑得最勤的是公社秘书李建国。
李建国地区农校毕业，分到公社却当了秘书。别看他岁数不大，才二十整，却是转轴儿一样很圆滑的人，不然咋能由一个农校生转成公社秘书。搞专业的干部有几个在仕途上顺畅过，在官场上腾达起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秘书出身的人。李建国搞专业当农业技术员也是不行，头年上学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学下个啥。他是借着运动的东风分到下马河公社来的，来时正好赶上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他就站在韩同生一边顺顺当当的成了公社秘书。但是现在他的脖子又转了，暗暗地把一只脚踩到公社副主任董天明的船上。
李建国背弃韩同生暗投董天明，还是因为电话员的事情。刚开始韩同生给他许下愿，是要让他的妹妹来公社当电话员的。后来韩同生却变了卦，让卧马沟的杏花当了电话员，把他妹妹闪到一边去了。这就让李建国回到家汗颜的不能再对妹妹张嘴，爹妈也埋怨他不稳当，八字没见一撇的事，却信誓旦旦地要拍胸脯子，结果呢，结果让一心想出去干事的妹妹空喜欢一场，还害了一场病。受了家人沥沥拉拉的一通埋怨，李建国就觉得自己丢尽了面子，让韩同生给耍了。当初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要不是他李建国鞍前马后上下串联，他韩同生还不一定能当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哩。一气之下，他就改换门庭投到董天明的麾下。当然这都是暗里的事情，李建国油滑的和转轴似的一点也不傻。
秘书李建国因为电话员的事和韩同生结下私怨，但他对电话员杏花却没有意见。不但没有意见，他还暗暗地喜欢上了杏花。
杏花走进公社大院报到的头一天，就让李建国一眼看上。李建国一见杏花，就觉得这个天真烂漫纯美无邪的姑娘正是自己在梦里寻找的人儿。他侧面一打听就知道了杏花的来历和背景，原来这个纯美的杏花是卧马沟死了的老队长吴根才的小女儿，是通过上马坡的支书牛三娃的关系来当电话员的，因为她早就和牛三娃的儿子订了婚。这没有啥，山沟沟里的土包子支书成不了气候，只要天真漂亮的杏花还没有嫁人，他就有权力去追求，谁也拦挡不住。
农校毕业二十郎当又是公社秘书的李建国现在还没有对上象，不过年轻人的自我感觉很好，想着将来还不定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的。所以一见杏花就想着要和牛三娃的儿子竞争一番，他才不管农村的风俗和道德，现在早就是新社会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的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相信牛三娃的儿子不是他的对手，杏花终会是他的人。农民的儿子怎么能和堂堂的公社秘书相提并论，农民的儿了注定不会有出息。牛三娃干了多年的村支书又能咋？公社秘书三年五年后还不定是个啥官职呢，明眼人都应该看出这一点。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别说是订婚，就是结了婚再离婚的人还少吗，退婚离婚的那些人都还不是为了往高处好处走吗。李建国充分地分析了形势，决定向杏花起求爱的攻击。他知道困难不小，他挑战的不只是上马坡的牛三娃父子，他挑战的是整个世俗的观念。他用革命样板戏里的一段著名的唱腔：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来鼓舞自己。一个人如果连追求幸福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又能得到幸福？
刚刚从卧马沟山里走出来的杏花俏丽的眼里满是新奇，别的啥经验也没有，无论对谁都是一张甜美的笑脸。她把李秘书献上来的殷勤也当成是领导的关心。在杏花眼里公社大院里是个人都是她的领导。杏花是在李秘书热心的引导下开始熟悉起公社大院里的人和事的。
杏花觉得李秘书这个人真好，热情、干练而且还这么年轻，又有文化，谈吐文雅，长得也排场，就是和村里的年轻人不一样。她也一下就喜欢上了李秘书，当然是尊敬的那种喜欢，别的她心里没有。
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了，一个月过的好快，一眨眼时间就没有了。人在幸福中都觉得日子过的快，只有在苦难里煎熬的人才觉得日子是负重爬坡的牛车，总也走不动。
杏花第一月就领下二十五块钱工资，杏花把五张嘎叭叭响崭呱呱新的五元票子一张挨一张的铺在床单子上，高兴的眼里都盈满了泪。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挣下的钱，并且一下就是二十五块。二十五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卧马沟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红汗黑流苦苦地干三两个月也挣不下这么多钱，公社大院里的这一群干部，一个月也只是领个三十来块钱。面对着这五张崭新的钱票，杏花激动的满眼是泪，她把红润润的脸蛋慢慢地伏下去，贴在崭新的还淡淡地散着油墨清香的钱票上。杏花表现出的不是守财奴的卑微和贪婪，杏花表现出来的是山里孩子对美好新生活的渴望。
“笃笃笃。”有人在敲前面机房的门。杏花赶紧把铺在床单上的五张钱票藏压到枕头底下，擦抹掉脸上因激动而流溢出来的泪水，忙忙地从套间里出来，拉开机房的门。进来的是李秘书。
李秘书穿着一身蓝制服，满满一脸喜滋滋的笑容。工资的日子，公社大院所有的人脸上都是这样的笑。李秘书是中专生，月工资三十八块五，算是中等偏高的水平。但是他和别的干部不一样，别的干部不仅要糊自己的嘴，还有养家的责任。李秘书没有成家，父母都还算年轻，不需要他养。一个人挣下钱，一个人花。这样他就比别的人显得阔绰，也显得大方。
杏花把一脸喜笑的李秘书让进机房。李秘书在椅子上坐下就问：“今天开工资，你开了没有？”“开了。”杏花也是一脸抑止不住的喜悦。“开了多少？”李秘书再问。杏花脸上就羞涩涩的有些不好意思，说：“领了二十五块。”“呀，不少麻，我们学校毕业分下来实习的头一个月才领十八块钱，半年后转正定级才领到这么多。你头一个月就领这么多。哎，杏花，你想过没有，这头一个月领下的工资计划干些啥？”
杏花珍珠般光洁白净的脸显得红润起来，她心里有许多美好的想法，但她不愿意说出来，少女的心扉咋能轻易向别人敞露。杏花把红润润的嘴唇抿住浅浅地一笑，反问道：“李秘书，你说头一个月领下工资该干啥？你头一个月领下工资都干了些啥？”
“当然是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头一月领下工资先就买了四卷本一套的毛泽东选集。”李秘书说起当初也是一脸神彩飞扬。
杏花却把俏丽的眉梢轻皱一下，在卧马沟大上房的炕墙窑窝里她早就有几本红皮毛选了。她才不破费宝贵的金钱去重复着买那没多大用处的东西呢。杏花领下工资的那一刻，先想到的是卧马沟的亲人，想到的是她孤苦伶仃的母亲，想到的是两个出嫁的姐姐。她要买一些最实用的东西回去看母亲和姐姐，让她们也一起来分享这份快乐和喜悦。她还想到了上马坡的那个还不曾有过亲密接触的年轻人，她能到公社上班，全是俊强的爸爸努力的结果，她不能把人家忘了。她已经想好了，像电影上恋爱的年轻人一样，给俊强买一只好钢笔，再买一个硬皮本，在上面写上：送给最亲爱的人。给母亲和姐姐当然不能买这些东西，天眼看着就凉了，给两个姐姐一人买一条红围巾。姐姐和自己一样，从小就眼热别人的红围巾，可是她们出嫁的时候头上依旧没有红围巾，这个从小就有的愿望，现在就让她来为她们实现吧。母亲不需要红围巾，也不需要钢笔和本本，父亲不在之后母亲心里一直很苦，那就给母亲称上几斤白糖红糖，让母亲甜甜地暖暖心。
杏花在心里也细细地盘算过，扣过五块钱的伙食费和两块钱的零花，剩下的钱够了。
杏花没有听李秘书的话，而是把自己的主意牢牢地端在心里。
吃过午饭的十二点至两点是各机关下班休息的时间。这一阵子来往的电话几乎就没有，杏花趁这个机会上了大十字，去供销社给姐姐买红围巾，给母亲称红糖白糖，给俊强买钢笔和硬皮本。杏花来到大十字上，算算今天还是旧历十三，是下马河逢集的日子，可是大十字上却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走动的人影。过去一到三六九的集日，这大十字上就人山人海挤满了人，吆喝叫卖讨价还价的声音把整个大十字都淹没了。现在那种熙攘热闹的场面再也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十字上的集市就被取缔了，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山羊尾巴割下来扔进马沟河让河水冲走了。
杏花从公社大院出来，闪过空旷的大十字，向对面的供销社走去。在大十字的一溜街上林林总总开着不少机关的门面，但供销社的门面算是最大的，地段也是最好的，正对着公社的大门，是大十字的中心。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被取缔后，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供销社当然就要占领主阵地。
杏花浅浅的衣兜里装着第一个月领下的工资，轻捷欢快地跳进大门敞开的供销社商店。商店里和大十字上一样冷清，宽敞的商店里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个买东西看货的人，倒是长长的柜台里站着好几个女人，有年岁大的，也有年轻的，但这些女人就像电影收租院里的泥塑疙瘩一样，死死板板的脸上没有一点点表情。
杏花到公社上班一个月，还没有出来逛过街。来的时候家里把啥都给她准备好了，不需要自己再进商店去买什么，再说衣兜里也没有钱，没钱就不敢进商店。这一个月杏花基本上就没有走出过公社的大门，除了公社里的干部，别的机关的人她还一个不认识。
供销社柜台里站着的一溜女人有五六个，她们谁也不认识轻轻盈盈蹦跳着进来的这个好看的女孩，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盯着杏花的脸看。她们不知道杏花是公社新来的电话员，只当她是路过的学生。
杏花让这几个女人瞅看的有些不好意思，珍珠般光洁白净的脸上起了淡淡的一层红晕，但她还是甩着两条细柔柔的辫子走到柜台跟前。杏花想着母亲，就最先走到食品柜台前，看着里面散装在搪瓷盆里的红糖白糖，心里就有了甜丝丝的感觉。杏花掏出五块钱，轻声细语像糖一样甜甜地说：“同志，给我称二斤糖。”
柜台里的一个女售货员往跟前靠靠，没有取纸包糖，却把一只保养的白白胖胖的手伸过来，粘着嗓子说：“号。”“号？啥号？”杏花把捏在手里的五块钱展开，俏丽的脸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疑惑，不知道售货员伸手向她要的是啥号。“糖号。”女售货员再说话时语气就短促了，没精打彩的脸上就又多了一层不耐烦。“买糖还要糖号呀？”杏花珍珠般好看的脸上有了窘红。“哼。”女售货员又短促地从鼻子里出一声响，就把脸扭转过去。杏花窘红着脸，看着柜台里散装的两盆红糖白糖恋恋不舍地走开。她沿着柜台往前走几步，就看见货架上挂着一块红艳醒目的细线红围巾，这就是她和两个姐姐小时候想要拥有的红围巾。杏花有些缺憾的心又嘭嘭地跳动起来，因为才碰了一回钉子，底气就有些不足，她低声怯怯地问：“同志，上面挂着的这条红围巾多少钱？”
这边的售货员比刚才那个还要傲慢，她一脸蔑视地看着杏花，冷冷地说：“不贵，就是要的号多，你有号么？”杏花瞪着眼再说不出话。卧马沟山里的人那里知道现在供销社里的东西除了要钱还要号。号是个啥？唉，咋给你说哩。那个时候，中国的所有商品差不多都是要票要号的，就连二分钱一盆的火柴都不是随便能买到的，名目繁多的各种票各种号，简直就成了流通的另一种货币。不这样不行呀，不这样货架上就没有了商品，货架上没有了商品，就没有了繁荣，没有了繁荣的社会主义成什么了？
杏花从供销社里两手空空地出来，一样东西都没有买下。她委屈的直想哭。拿着钱买不下东西，这是个啥社会呀？手里没有东西咋回去看母亲和姐姐？伤心委屈的泪珠儿在眼眶里直打转的杏花低着头走进公社大院，就听到李秘书热辣辣的喊叫：“杏花，你干啥去了，吃完饭就找不见了你的人影。看，我给你找了一本好书，是……”李秘书把话没有说完，拿在手里的那本厚书也没有来的及展开，就看见抬起脸来的杏花那俏丽的眼睛里盈满了泪，光洁白净的脸蛋上也密匝匝地布满了委屈。李秘书暗吃一惊，以为是谁欺负了杏花，就关切地问：“杏花，你咋了？”
杏花眼眶里的泪珠儿就滴滴噜噜地往下掉，也不回答李秘书的问话，扭头就跑进了机房。李秘书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是他显露身手的时候了。不管杏花在大十字上碰到什么事，他都能设法为她摆平。一个女孩子能在外面惹下啥事？不外乎就是让街上的几个赖皮小子吹着口哨戏弄了吗，问明情况找他们算账去。李秘书跟进机房，杏花正爬在转插台上低低地抽泣，他就搬住杏花的肩膀一边安慰，一边问：“怎么了，杏花，你说出来，是不是街上的几个小赖皮欺负你了，我找他们去。真是没有王法了。”杏花摇着头说不是，接着就把供销社里的事说了。
“咳，我还当是啥事情哩。原来是这事，这事还值得你哭。”在李秘书眼里这真就不算是一回事，不就是两条红围巾和几斤糖吗，凭关系走走后门，能解决的了。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李秘书就拍着胸脯子说：“杏花走，跟着我再去一趟供销社，看我咋地把东西给你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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