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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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同意“赫尔曼先生”的观点，毕竟他正在做的，正是赫尔曼指使莱纳做的事。但他不打算让斯塔西的计划推行得太顺利。莱纳必须就价格问题与赫尔曼斡旋安德烈这样编排剧情要求斯塔西马上给金钱补偿，否则就威胁把他们的小诡计告诉英国人。莱纳被“开口向斯塔西要更多的钱”这个念头吓坏了，认定“赫尔曼先生”会当场割开他的喉咙。但事实正好相反，那个苍白的斯塔西头子直接承诺每个月给他双倍的酬劳，“补偿您的不便，沃格尔先生”，用现金结算。
你看，我们必须学会像我们的对手那样思考，在思考之前，总是假设对方比你聪明，而不是相反。一半任务毁于自负，另一半毁于对失败的恐惧，自负让你忽略危险，恐惧会让你像莱纳一样急于隐藏，反而露出尾巴。对“赫尔曼先生”而言，莱纳早就比一两千东德马克更值钱，他太想要安德烈这只猎物了，就像安德烈渴望抓住他一样。而且“赫尔曼”看不起莱纳，尽管他从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眼里，莱纳沃格尔不仅是个叛徒，还是个头脑简单的性玩具。结论：索要金钱完全符合“赫尔曼”的心理预期，他会答应的。
所以，戏就这样演下去了，安德烈和赫尔曼都深信自己才是编剧，幕后的微型上帝。莱纳十月底被“开除”，四处找工作，到处碰壁。尽管霍恩斯比已经批准，但安德烈认为至少要“冷却”两个月，才能让莱纳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来，审核流程差不多就要跑这么久，不能让斯塔西觉得有人在故意加快进程。
但至少，斯塔西和克格勃一样守信，装着钞票的信封不定期出现在信箱或者门缝里，有时候是星期一，有时候是星期天，莱纳始终没见过送信人。一千东德马克，差不多是当时平均工资的两倍。都是皱巴巴的、小面额的旧钞票，除非你打算追回这笔钱，否则不要给线人簇新的大面额纸钞，还不如直接往他们脑袋上贴一个火红的标靶。
圣诞假期过后，新年之前，莱纳沃格尔总算得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号，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场景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军情六处的柏林堡垒，准确来说只有楼上是堡垒，楼下由好几个没有隔断的大办公室组成，翻译、打字员和报员都在里面默默耕耘英国式官僚主义的贫瘠农田。安德烈把他放到一楼，离档案室最远的地方。这让斯塔西很高兴，那是个没有摄像头的时代，记得吗？莱纳完全可以从别人桌子上偷文件而又不被现。军情六处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得到了向东德倾倒虚假情报的便捷途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莱纳先送去一点“金砂”，让斯塔西吃到甜头，后面就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垃圾了。我们还因此在汉堡抓到了两个苏联线人，都是码头装卸工，斯塔西得到的假情报说，美国货船会秘密运来一批武器，转告克格勃，后者派人藏在仓库里等候。实际上根本没有船进港，那两个工人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凌晨出现在那里，当然被捕了，飞快地供出了他们的克格勃接头人，西德情报处还没天亮就抓到了那个人。斯塔西指责克格勃行事疏忽，克格勃指责它的东德表弟提供错误信息，科里亚和“赫尔曼先生”见了一次面，互相说了些难听的话，不欢而散，后者又离开柏林的寓所，回到那间地点不明的农舍去休养，一度传出病重的流言，为了驱散传言，“赫尔曼”又匆匆回到市区，躲进上了锁的办公室，在里面过了新年。
科里亚在莫斯科，安德烈昨天返回伦敦，两周后才会回来。莱纳独自在利滕贝格的公寓里迎接1955年，喝了半瓶红酒，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倒在沙上睡着了。在他的梦里，安德烈开门进来，脱掉外套和上衣，挤到沙上，轻轻拍莱纳的脸颊，手指冰凉。莱纳睁开眼睛，客厅的灯还亮着，电台已经沉寂下去，只剩下静电噪音。外面下起了雪，充当毯子的外套滑到地上，右手臂因为寒冷和血流不畅，快要失去知觉了。男孩吃力地起来，步履沉重地回到卧室去，安德烈的领带挂在书架上，他把这件纪念品握在手里，关上灯，摸黑爬到床上，去寻找另一种梦境。
第十六章
到头来我们手上就只剩下这些……剩下梦境。蜂蜜一般的，苦艾酒一般的，长着毒刺的，平凡无奇的，畸形的，热的，冷的，自我满足的。它们干扰记忆……不是篡改，干扰，就像给你的眼睛安上一块透镜，虽然河流还是河流，天空还是天空，但是颜色和形状变了，丢失原来的轮廓。我对安德烈的描述真的准确吗？我能不偏不倚地讲莱纳的故事吗？可是，谁又能做到呢？我们从来都没法真正了解一个人，所有人都只能是陌生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再让我喝一杯酒好吗？就一杯。我知道医生怎么说，等你老了，你的医生也会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别听他们的。我年轻的时候喝得不多，现在只不过是补上那些错过的份额而已。我以前是个异类，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运转，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不行了。把威士忌拿出来，要好的那瓶，你送我的那瓶。
你原本期待听到爱情故事吗？人们总是期待爱情故事的，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讲的故事。但我们要怎么定义“爱”？是亲吻和性吗？还是短暂占据大脑的调皮化合物？婚姻？写进遗嘱里的名字？我所听过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说不出的话，寄不出的信，在黑暗中才敢牵起的手，永别前的最后一眼。我是悲观主义者吗？我想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经验主义者。
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爱过任何人。他从来没有和除了莱纳之外的线人上过床，但这不代表什么，也许只是剧情不需要罢了。他这种人我们这种人，有能力爱吗？用哪个身份去爱？一个牧羊人有那么多名字……有时候我睡不着，会翻看以前的护照，按照规定是必须上交的，但我没这么做，也没人追究，就留着了。最旧的是西德护照，然后是法国护照，我甚至有一本波兰签的苏联护照，我不是在回忆我扮演过的角色，而是这些角色遇到的人，我曾经是他们的同事、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但任务结束之后，我就必须砍断一切联系，杀死我的角色，它再也不存在了，有人想念它吗？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柏林那样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个疯狂的派对。炸毁的街道逐渐修复了，有了颜色，亮起了灯光。先是肉店和面包店回来了，杂货店摆出了糖果和罐头，然后裁缝店和画廊也回来了。舞厅和酒馆像树根旁边的小蘑菇一样冒出来，间谍们聚集在这些音乐喧嚣的地方，像口渴的丛林狼围在泉水旁，有些人独自来，独自走，大部分人挽着女伴。最受欢迎的那家酒馆叫“金色鹈鹕”，用英文写的，本来瞄准的顾客群体是驻扎在柏林的英美空军，却慢慢落满了外交官、情报官、投机客、有固定主人的杀手、待价而沽的杀手、诈骗犯、走私者和刚刚轮班完毕的警察。常驻间谍们全都互相认识，有一段时间，为了捉弄克格勃，科里亚一走进“金色鹈鹕”，在里面喝酒的英国人就会塞小费给乐队，让他们演奏《知更鸟之死》，一儿歌，曲调快乐，内容血腥。科里亚不为所动，踩着“谁杀了知更鸟”的节奏走向吧台，差不多在“鱼说，我用盘子接住了知更鸟的血”这句坐下，点一杯黑啤酒，酒保动作很快，在儿歌唱到掘坟墓的猫头鹰之前就把啤酒送过去了。半醉的英国傻瓜们在吧台另一头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怜的知更鸟！”什么的，安德烈要是在场，也会跟着一起笑。
“金色鹈鹕”的特别之处在于，桌子下面安装了气动管，你不一定见过，是旧世界的古董，战前流行过，邮局和银行里都有，金属圆筒在管网里嗖嗖飞过，运送信封、钞票、珠宝和文件。酒馆前身就是一家邮局，空气压缩机和管网都保留了下来，原本的设想是方便顾客邀请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来，管子每晚运送的成千上万张纸条里，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间谍在悄悄交谈？
纸片是午夜刚过的时候窜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经等了过四小时了，新年假期刚刚结束，“金色鹈鹕”还没有恢复平常的热闹，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懒洋洋地挪开酒杯，揭开金属盖，压缩空气出细微的吸吮声。管道里躺着一张名片，正面印着铃兰和紫色缎带，背面有一个用铅笔写上去的数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进外套内袋，抬起头，假装寻找侍应，看向第17号桌子。那里坐了个留了络腮胡的男人，脸色红通通的，不知道是本来如此，还是喝多了酒。络腮胡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边缘磕了磕，似乎现里面没有火柴了，把盒子塞回衣袋里。
安德烈短暂地和络腮胡子对上视线，拿出自己的烟，放到桌子上，开口朝外，暗号对上了。络腮胡子移开目光，抬手招来侍应，点了酒。安德烈取出一叠紧紧卷起的钞票，丢进金属管，送到17号桌。五百西德马克，现金，用来买一条关于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贵。气动管又出响声，17号桌送来了一个信封。络腮胡子再也没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结账，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么也没有生，继续坐了十来二十分钟，假装欣赏钢琴师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应礼貌地告诉他“鹈鹕”要打烊了，才付了钱，离开小酒馆。他像平常那样回家，放上唱片，跟着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开了信封。
一张纸条滑了出来，附带一张照片，一个高瘦的男人，站在某个无法辨认的建筑物门洞里，一只手探进外套里，不知道是准备拿香烟还是枪。照片是黑白的，但纸条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棕色头，蓝眼睛，大约六英尺高，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安德烈奥尔洛夫，官方身份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人大概率是个克格勃。早在克格勃还叫“内务部”的年代，业内就有传言说莫斯科训练了一批“猎人”，专门在西欧活动，击落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鸟儿，不管这些鸟来自哪里，受谁的保护。汉斯极有可能死在这位猎人枪下，三年前，安德烈被迫造访太平间的那个晚上，这位可疑的“防务参赞”恰好就在柏林。而且，奥尔洛夫后天会再次途径柏林，妻子病危，他必须赶回莫斯科。
安德烈短暂地考虑过在机场拦住这位可能的“猎人”，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奥尔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护，就算没有，直接拖住一个奔赴重病亲属的人，实在是野蛮行为。他留下照片，把纸条带到厨房去，在水槽里烧掉了，灰烬冲进下水道。
他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霍恩斯比，写在报告最后一行，仿佛这个信息并不重要，是出电报前三秒才想起来的。确实，在那一刻，一个过路的苏联“猎人”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照片存入相应的档案，从安德烈写在页边的笔记看来，原本是打算分给监控组的，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最后没有出去，也许觉得没有必要，也许就是忘了。奥尔洛夫的活动范围毕竟不在柏林。安德烈更加没有理由向莱纳提起这件事，小羊只是小羊，不需要知道幕后的运作。
1955年2月，隧道修建完毕，中情局如愿以偿，把长柄勺伸进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奔涌的信息流里，秘密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巨大的录音设备日夜运转，录下严肃谈话、下流玩笑、调动指令、抱怨、对骂和令人困惑的黑话。隧道如此成功，以至于霍恩斯比一度认为，“麻雀”已经没有用处，安德烈是时候把他放归野外，再不联络。
安德烈也许同意上司的看法，也许不同意。无论如何，他二月份还是和莱纳在阁楼里见了一次。这没有道理，你看，“赫尔曼先生”近来并没有出什么指令，从隧道窃取的对话听来，他也没有在斯塔西总部露面。这些安德烈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特意问莱纳。要是有人问起，他有一百个理由，他可以说，这个线人需要额外的心理支持，定期见面必不可少。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给莱纳。不过，幸好，没有人问起，他躲过了解释，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见莱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这次碰面没有留下书面痕迹，又是那种不适宜写报告的场合。伦敦不需要知道这些琐碎小事，泥地里擦出来的小小火花，高高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看不见的，也不屑于去看。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你不要喝，你保持清醒。听故事的人最好醒着，干杯。
第十七章
莱纳决定搬家。某一个温暖的四月早晨醒来，这个念头就在脑海里了。至少他是这样向安德烈解释的。“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莱纳提出，他现在有足够的钱，可以去更好的街区租一个小房间。
这一切都非常合理，安德烈承认道。不过小心了，每次他说你有道理，实际意思是，他觉得你毫无道理，而且立即要开足马力说服你改变主意。他不会说“别这么做”，他会说的是，“你该早点告诉我，小鸟，我认识一些人，可以给你推荐棒极了的小公寓，看在我们的交情份上，租金还可以打折。”
“我已经选好了。”莱纳说。
“是吗？那太棒了。”安德烈冲他笑了笑，点了支烟，把烟盒递给莱纳，后者摇摇头，情报官把香烟塞回外套口袋里，往圆形玻璃窗的方向呼出烟雾。
这是个暖和的春日，阁楼里甚至有些闷热了，安德烈早就脱了外套，挽起衬衫袖子。一瓶气泡酒放在写字台上，还是冰冷的，瓶身覆盖着一层细密的冷凝水珠。他轻轻把烟放到桌子边缘，着手打开酒瓶，一边和莱纳聊最近流行的歌舞剧、猜测大暴雨是否会在周末突然袭击，顺便交换一些办公室的闲话，似乎已经彻底忘了搬家这件事。差不多等莱纳喝下两杯酒之后，安德烈才像散步一样把话题绕回公寓上面，问莱纳为什么想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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