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迁至北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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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表后，傅斯年不久又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后者虽然在总体上与前者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从创建现代新史学的立场出，有些思想和观点则更为深入，有些提法则更为明确，从而更加奠定了他所领导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为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为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其中心思想即是“史学便是史料学”。史语所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说：“他（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傅斯年的挚友罗家伦曾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二十世纪初，北平出现了两个国学研究机构，一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内大批学术精英加盟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夕，北大国学门因政局动荡，经费困难，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于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国文化界生了一件大事：正值学术生涯巅峰的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自杀了。消息一经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声哀悼。但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的同时，更想知道的是，他究竟为何而自杀。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此案，也已然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悬案”。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的一户中产人家，四岁丧母，七岁入私塾，到了十几岁时，便已经能够学作诗文，以文会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海宁四才子”这一名头。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民间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有人说王国维作为清朝遗老的代表，他投江自尽是为清朝的灭亡殉难。这是一种守节的表现。王国维对清朝政府有着一定的感情，对于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一，在一九二四年时，冯玉祥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王国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遭受了奇耻大辱，他和罗振玉等清朝遗老相约跳入金水河，为清朝殉葬。但被家人阻止而未能如愿。其二，王国维投壶自尽后，梁启特意写了文章，把王国维比作屈原，称赞他的守节行为。而大文豪鲁迅也在文章中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虽然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同时期的文人学者的评价成为王国维自杀殉难观点的有力支撑。其三，王国维自杀后，溥仪为他举行了葬礼，并赐予他中阙的谥号，有清朝末代皇帝的做证，王国维以死殉大清的说法似乎坐实了。一些人对上面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王国维一生潜心于学术研究，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他虽然忠于满清，但不至于于中道为满清殉葬的程度。如果他想要殉葬守节，清廷退位或冯玉祥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时就可以自杀，不会等到三年后再执行。还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王国维投湖自尽是因为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根据当时报纸刊载的文章描述，王国维曾经与儿女亲家罗振玉合伙投资做生意，但运气不好，亏了本，欠了罗振玉的债务。王国维的长子去世后，他和罗振玉的关系就不太好了，他债务在身，羞愤交加，就萌生了寻短见的想法。郭沫若对这个观点持有肯定态度，他认为就是王国维自杀的主要原因。文章一经刊登，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民间迅传播开来。实际上，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中，以及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看，王国维生前应该是没有背负债务的，这个说法有编造的嫌疑。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从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来看，王国维投湖自尽很可能是自杀以明志。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说，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种文化影响的人会产生痛苦的心理，这种痛苦与文化的衰落程度成正比。这种文化从兴盛跌落到谷底，那么一直以来推崇他的人必然会悲愤至极，甚至产生以死殉道的想法。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以来未生的巨变，影响到了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文化精神。王国维先生选择与之共同进退，不得不死，这件事令陈寅恪非常悲痛，同时期的文人学者们对王国维的离去也非常惋惜。陈寅恪的观点一经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共鸣。这个死亡原因被很多的学者所认可。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说。王国维先生自杀前一天写好的遗嘱，遗书的背面则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张虽已湿透，但字迹完好无缺，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遗嘱交待了后事和家事，偏偏没有自杀原因。或许，王国维先生是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那时国人对这个病还知之不多。当然，真相恐怕只有王国维自己才清楚。北大国学门“态度极向新方向走，风气为胡适之等所表率”，而清华研究院在王国维的领导下，“颇成一种质实而不简陋，守旧而不固执的学风。”

“中央史语所”如迁至北平，不仅可以接受这两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而且能够吸收更多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如北大国学门的刘复、朱希祖、徐仲舒、陈垣，清华国学研究所的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将他们吸收到史语所中来，必定能够大大提高史语所的研究水平。一九二九年初，北方局势已趋安定。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原来设有语言历史研究所，所以傅斯年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北平，广州不再留置分支机构。三月，“中央史语所”北迁，六月，入居北海公园之静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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