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之眼 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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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学时认识的那些狐朋狗友里，后来混得最差的叫安小男，混得最好的叫李牧光。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人嘛，都有混得好的和混得不好的。尤其是如今这个年头，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几乎有变成两个物种的趋势了。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混得最差的安小男原来可没有那么差，相应地，混得最好的李牧光原来也没有那么好。他们在学校里的状况和后来的境遇恰好相反。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社会嘛，通行的标准肯定不是上学时的那一套，否则“混”这个词也就没有那么准确而传神了。
那么我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是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那段奇特的雇佣关系。
还是先介绍一下安小男。他本来跟我不是一个系的，念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但是宿舍离我很近，就隔着一个水房。对于理科生，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大脑达但是思维狭隘，生活很没有情趣。当我们像孔雀开屏一样每天不知道瞎咋呼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在实验室里吭叽吭叽地埋头干活，课余时间也就是守在电脑前面打游戏或者下“毛片”。埋头干活是为了拿学分，打游戏是为了放松大脑，下载“毛片”是为了在右手的帮助下抚慰肉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着简单而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用”，这是他们普遍信奉的生活哲学。然而安小男却好像和大多数理科生不一样，他跟我熟起来，恰恰是通过讨论一些“没用”的话题。
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学校的考试季快到了，我闲散了一个学期，如今只好捧着复印来的笔记到图书馆里死记硬背。这种工作是很折磨人的，往往还没有背上两条名词解释，我就会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然后不得不跑到楼下去抽一颗烟。一颗不够就两颗，两颗不够就三颗，其间还要喝汽水买零食，再瞄两眼穿得比较暴露的女同学，一个晚上下来，浪费的时间肯定要比背书的时间长得多。有一次正坐在水泥台阶上呆，背后忽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这位同学。”
一回头，便看见一张又瘦又黄、胡子拉碴的脸，让人想起北京人用来搓澡的老丝瓜。我想了想，似乎是在宿舍楼道里见过这人的，便问他：“有事儿吗？”
“你是历史系的吧？”
“是啊，咱们共用一个厕所。”
“你对中国历史一定很有见解。”
“至今还比较懵懂……期末考试可能会挂。”
他又说：“那么就是说，你主要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问题喽？”
我有点儿被搞晕了，但也只好敷衍道：“这就更不是区区不才所能关心的啦。”
这人却热情地一拍我的肩膀：“你太谦虚啦——咱们谈一谈怎么样？”
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我身旁的台阶上，瘦膝盖尖锐地顶到下巴上，脸却四十五度角上扬，呈现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我更加惶惑了，同时还稍微有了一点不安，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另一侧挪了挪，问他：“你想谈什么呢？”
“谈一谈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中国会向何方去？”
“这也太宏大了吧。”
“那么就谈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好了。你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
面对他那诚恳而热情的目光，我吭叽了半天，说：“这又太抽象了。就算我想谈，你又让我从何说起呢？”
“怎么会抽象呢？我的问题非常具体，而且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他说着，突然把手往半空中的某个方位一扬，“比如说那里，很可能就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
我顺着他的手，也朝斜上方四十五度角望了过去。我看到远处的围墙之外，一幢碉堡般的建筑物耸立入云。那是我们学校的“三产”，一个在中关村乃至全北京都很著名的电脑城，里面每天川流不息着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二道贩子。而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来钟，电脑城通体黑黝黝的，只留下顶端的一圈儿航空警示灯正在有规律地明灭着，仿佛这幢大楼正在呼吸。分明是指路明灯，他是怎么看出道德问题来的呢？
“恕我肉眼凡胎……”
那人一拍膝盖，“咳”了一声，语飞快地对我讲解起来：“国家规定，离地高度9o米以上的建筑物航空警示灯，其闪光频率应为每分钟2o至6o次之间，有效光强不低于16oo坎德拉——坎德拉也就是一种光学上的计量单位。然而根据我的实地测量，这幢大楼上的警示灯是每四秒钟才闪烁一次，也就是说每分钟只有15次。更危险的是，光强也根本没有达标，在下雨或者大雾天气，很难对几百米上空的飞机起到提示作用。我还查了一下，国内生产信号灯的厂家很多，达到法定标准也并不需要多么先进的技术，那么采购的人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不合格产品呢？这分明就是拿了回扣嘛……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而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
作为一个高中“分科”以后就没有再翻过物理课本的人，我固然对他的那些技术用语感到糊涂，而好不容易听明白大概意思之后，糊涂的感觉却越加剧了。我仍然想不出来几盏劣质信号灯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真有一架飞机晕头转向地撞上了我们学校的电脑城，那儿离我睡觉的宿舍也还远着呢。进而，我不得不把眼前这位仁兄归入了“校园神经病”的行列。在我们这所号称兼收并蓄的大学里，这类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的女神经病症状倒还温和，顶多是到比较英俊、比较有风度的老师（比如中文系的一位著名诗人）课上去春，当堂朗诵几题为“翡冷翠”或者“我的爱人”之类的诗歌什么的。男神经病就要激烈得多，我在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个长相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实用主义民间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论调，说的是应该把社会上那些“没用的人”统统消灭，肉做成罐头，脂肪用来生产力士香皂，皮拿去做鞋。他宣称，如果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所谓“校园神经病”大多数是一些半流浪状态下的旁听生，还有那些考了几年研究生都没考上的落榜者，年龄也都在三四十岁上下，而这人明明是个热门专业的在校生，他哪门子神经啊。
更加让我纳闷并且懊恼的是，图书馆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他干吗非要找我来“谈一谈”呢？难道我看起来比别人精神不正常吗？
于是我截断了他的话头：“打住打住，我可没工夫听你瞎咧咧。”
“我知道你是个谦虚而低调的人。”他居然露出了委屈的神色，“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触及本质，你可以反驳我，但不能把我扔下不管呀。我确实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听起来好像我对他、对中国社会负有多大的责任似的。我差点儿急了：“凭什么呀？你想跟我聊天我就必须得陪你聊吗？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你把我当什么了？三陪？你给我钱了吗？”
对于我的一连串问话，眼前这人却不慌不忙，从随身携带的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摞书来。上面的几本分别是《中国大趋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而压在底下的那本则名叫《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看到那色调花花绿绿，仿佛刚拍扁了一只老鼠的图书封面，我突然傻了眼，又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难道不是你的著作吗？我在楼道里见过你连夜整理书稿。”
他没说错，那本跟风烂书的确出自我手，但这么说又有点不全面。事实的情况是，我在上个学期想和女朋友郭雨燕去九寨沟旅游，顺便在路上把她给“办了”，便经人介绍从一个书商那儿领了这个活儿，打算用挣来的钱支付路费、门票和宾馆的房费。书里面的内容全是我到网上扒下来，再胡乱拼贴到一块儿的，至于署名，我给自己取了个颇有“民国范儿”也颇有自知之明的笔名，叫“老放”——比起“老舍”和“老残”，我所干的事儿和通篇放屁也没什么区别。顺便说一句，这本《谁敢不让中国说不》刚一上市，雇了我的书商就破产跑路了，说好的报酬也没给我。又过了没多久，郭雨燕认为我这个人既无能又言而无信，一怒之下把我给踹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导致我在考试的紧要关头遭到“热心读者”的滋扰，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前女友郭雨燕那小狐狸般的眉眼和一对大胸，不免感到了真诚的哀伤。我站起来，茫然四望，想找个由头甩开身边这人。恰好这时，我的身后又扬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咦，你怎么会认识他这种怪胎？”
我再次回头，看到的却是我的表妹林琳。她是比我低两级的数学系学生，长了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眼睛又黑又亮，眼窝还有点儿异族风情的凹陷，看起来好像用气枪“砰砰”两声，把两颗葡萄打进了一坨奶油里。兄妹两人都考进了同一所著名的大学，这很可以被传为一段佳话，也说明我们家族的基因比较优秀——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姥爷那边儿，他当过“反动学术权威”嘛。然而我这个表妹自打入校伊始，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几乎见面如仇人。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曾经以林琳为诱饵，勒索那些暗恋她的傻小子们请我泡酒吧、打台球、到小西天的中影公司放映厅看进口大片，甚至还打算召集全体有姐姐妹妹的男同学，组建一个“换亲俱乐部”，把“因为太熟而不能下手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下手的资源”。林琳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已经被我同时许配给七八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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