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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两天，李牧光痛快地和安小男签订了劳务合同，然后又痛快地和我告别，登上如同鲸鱼插了翅膀的波音777，返回美国了。没过多久，他往国内汇了一笔钱，让安小男租房子、买设备，将他们商量好的那个“监控中心”的中国分部建立了起来。他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帮他“看着点儿那小子”：
“如果他想从我这儿揩油的话，那就打错主意了。美国的财务制度和你们中国可不是一码事儿。”
这个态度令我隐隐地感到不快，但也只好担保道：“安小男你又不是没见过，那就是一榆木脑袋，让他在钱上做手脚还得现教呢。再说你让我监督他，但又焉知我是不是个老实人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爸他们单位以前有个干部，日子过得节俭极了，连过年也舍不得炖一锅肉，可后来一查才知道，人家在北京和上海买了七八套房子——那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李牧光哼哼冷笑两声，但大概听出了我的不满，又安抚我说，“至于你，我是一百个放心的，咱们是朋友嘛。”
他干净利索地挂了电话，却把我留在一派类似于懊恼的情绪里，莫名其妙地生了会子闷气。在和李牧光接触的这些日子里，我一边重新对他熟悉起来，一边却又感到他比以前更加陌生了。他的神态和语气里有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倨傲之气，并轻而易举地重新定位了和以往故交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平视一律改为俯视，那架势不言而喻——我和你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与此同时，他又展示出了令人直打寒颤的精明。就以他和安小男之间的雇佣关系为例吧，这个念头李牧光也许早就盘算好了，但他一直不说，而是在我反复央求之后才以施舍的姿态答应，如此一来，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出那些苛刻的、对他大为有利的条件了：安小男是拿不到各种保险的，如果需要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工资更是只有李牧光原先雇佣的一个黑人保安的三分之二，仅为区区一千美元出头而已。李牧光对此的解释是，黑人看仓库是需要上夜班的，而安小男人在中国，美国的夜晚恰好就是中国的白天，夜班补助也就可以免了。这样算下来，安小男每个月就要替他省下几千美元的人工成本，李牧光真是赚大了。
当然，我并没有把李牧光的这些变化理解为加入美国籍的结果。决定人身上某些特性的，往往不是国籍而是阶级。在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全世界的资产者已经率先联合了起来，他们的嘴脸也大抵如出一辙。试想换成一个中国富人同学，就会对我保持平等，对安小男出手大方吗？情况恐怕更甚。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应该替安小男感谢李牧光，正是因为他的创意和实践精神，才让安小男重新有了工作。再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货币以及“人”本身的价格差异，这份工作甚至称得上差强人意。
如今的安小男终于搬离了挂甲屯，结束了校漂生活。在我的帮忙张罗下，他在中关村以北的上地附近租下了一个写字楼里的开间。房间大概有三四十平米，里屋的墙上挂着七八台液晶屏幕，此外还有保证时时畅通的网线以及高性能电脑主机；外屋则是洗手间和一张单人床，他下了美国的班，足不出户就可以睡中国的觉。在设置那套监控系统的时候，安小男再次显露了一个理科高才生的素养。他指挥李牧光那边的技术人员将摄像头安置在最合理、最精确的位置，保证偌大的仓库不留一个死角；他还修改了软件程序，升级出一套可以迅切换视角的操作方法，这样一来，同一个屏幕可以分别显示几个摄像头的视角，当某一个摄像头损坏或者被挡住之后，它附近的摄像头也能及时填补空白。总之，这套系统的精髓正是：让安小男像身临其境一样，在那两个篮球场大的空间里明察秋毫。
监控屏幕里每天显示着什么样的内容呢？无非是一个又一个庖丁解牛般的黑白图像：水泥地、墙角、货架、通向走廊的安全门……把这些切片拼合起来，就得到了仓库的全貌。只不过是一个单调呆板的巨大长方体而已，但再一想到这个长方体位于太平洋的彼岸，位于上万公里以外的我们的脚下，就不由得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
在高清晰的微观摄像头里，我还见过工人们往玩具包装盒上打价签：一个芭比娃娃14。99美元，一个he11o美元，一个会摇头晃脑的机器猫略贵一些，是19。99美元。美国的物价的确令我们眼红，我曾经给一个亲戚的孩子买过一模一样的“进口”芭比和he11okitty，国内商场的售价几乎高了一倍不止。而据我所知，我们国家东南沿海的打工妹们忍受着化学原料的毒气，冒着手指和整张头皮被机器绞掉的危险，生产出了这些人见人爱的小玩意儿，出厂价也就是二十几块人民币。
很显然，安小男非常珍视这份工作。他几乎变成了一个网上所说的“技术宅”，周一到周五的整个儿白天都坐在监控台前，两眼聚精会神地盯着美国夜晚的仓库。这其实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那些图像几乎永远是寂静的、一成不变的，我曾经替上厕所的安小男盯过一会儿，才不到五分钟就心烦意乱地走起了神儿。别说是水泥地和货架子了，就是换成哪位性感女演员的艳照，让你直愣愣地盯上几个钟头，恐怕也得看吐了。
但是安小男却能做到绝对的忠于职守，永远不会审美疲劳，并且很快就立下了一件奇功。那是在一个中国的正午美国的子夜，一个弯腰驼背的白人老头儿溜进了仓库，先是蹦脚乱跳地自言自语了一阵，然后又哆哆嗦嗦地拿出一只打火机，企图引燃货架上的纸箱子。安小男利用网络报警系统接通了物流港的保安室，片刻就有两个屁股像八仙桌面一样大的胖子冲了进来，上演了美国警匪片里才有的场面：掏枪顶着嫌疑人的后脑勺，将其按倒在地双手背后拷成了一条肉虫子。
“那人就是被安小男顶替的老保安，因为失业了，所以丫疯了，妄想报复我。”李牧光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这套监控太管用了，所以我总是说，干活儿还是中国人靠得住。”
我向安小男传达了李牧光的褒扬，但对被抓住的那个老头儿的身份，我却缄口不言。
这事儿过后，安小男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当他再坐到那排昆虫复眼一般的监控屏幕对面时，脸上几乎泛起了少女怀春般的红晕。他是如此的专注和激动，就连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这人从来就没在人际关系中扮演过强势的一方，更没有支配、掌控过谁，但通过这套监控系统，他一定获得了巨大的心理满足——那也是一种权力的滋味。
俯瞰一切，全知全能。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仓库里，安小男扮演的角色简直可以比拟上帝。
这一切也令我获得了莫大的成就感。安小男其人能够重新走上正轨，和我对他的关心不也是密不可分的吗？再扯得远一点儿，我所从事的纪录片工作，说起来是以“记录人生、改变社会”为宗旨的，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假如说还有一点儿职业理想的话，也应该是给寒冷者以温暖，给绝望者以希望。但这个观念几乎没有实现过，在操作的过程中，我所做的无非是不停地退让、妥协、谄媚，乃至于一个庙一个庙地拜菩萨，从那些头面人物的手指头缝儿里抠出一点项目经费来，说白了和要饭也差不多。然而在安小男身上，我却意识到自己还有着影响别人生活的力量，意识到自己似乎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种信心的激励下，我或许也将有勇气去结婚、生孩子、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来——当然，前提是得在那些急功近利的小娘们儿里掘出一个值得我“爱”的。
而当安小男的状态彻底安定下来之后，我便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外地跑了一圈儿。“校漂”那部片子粗剪完成，有个教育主管机构提出了意见，说我的作品里“亮色”太少，然后拨了笔钱，让我着力反映一下几个近年新建的“大学城”的风貌，从而和方兴未艾的“教育产业化”改革挂上关系。对于那纸批文，我在同行圈子里极尽嘲弄之能事，但一扭脸就包了辆“依维柯”摄像车，叫上组里的几个得力人手准备动身。
“你怎么竟依了？”一块儿去的实习生小张问我。
“你不晓得他们的力气有多大。”我和她对了句鲁迅在《祝福》里的台词，然后无耻地辩解道，“反正我不答应他们也会收买别人，这种好处与其便宜了那帮王八蛋，还不如自己抢在手里。”
出之前，我专门到上地的办公室看了看安小男，给他带了一盒从楼下“屈臣氏”商店买的眼药水：“敬业归敬业，也不要太废寝忘食。”
安小男“嗯”了一声，捋了捋仍如乱草一般，但总算干净了一些的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里面是这两个月的工资，李牧光给我打过来的是美元，我已经换成了人民币。你路过河北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弯到h市一趟，把这些钱给我妈带过去？她眼睛不好，去银行取钱很不方便。”
我自然一口答应，并在两天之后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紧邻h市不远，就有一片刚刚竣工的大学城。那儿基本上就是一块镶嵌在华北平原上的水泥疙瘩，到处都是明晃晃的道路和操场，连一棵树也见不着。大学城里聚集着省内几所三流学校的低年级本科生，他们因为被配到这种地方而心情颓丧，像一群走错了门的鸡一样仓皇地闲逛。在取景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突情况：几个农民工攀登上大学城的主楼，悲愤地呼号着什么，频频作势欲往下跳。一打听，才知道是开商一直没给建筑方付清尾款，导致他们的工钱也被拖欠了。但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这样的场面肯定是没法抓拍的。
晚上又被几个头头脑脑拉进宾馆狠“撮”了一顿，到了晚上九点左右，我才有了空暇，下楼拦了辆出租车开往h市的老城区。这地方在很久以前还作过一个诸侯国的国都，并流传下来诸如“纸上谈兵”“一枕黄粱”等等名声不太好听的成语，但如今已经看不出一点儿王城的气象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宿舍区。安小男家坐落在一条格外破旧的巷子里，车都开不进去。我下车步行，因为没有路灯，几乎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崴了脚。
由于提前打了电话，安小男他妈并未惊讶，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当年勇闯校办公室的肉联厂洗肠工衰老得很厉害，头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苍白而稀疏，软塌塌地贴在天灵盖上。她的眼睛一翻一翻的，明显是在努力地看却又看不清楚，在狭窄的斗室里必须摸索着桌沿才能行走。
我把装钱的信封放在桌上，本想客气两句就走，但她却死活不依，非要让我喝壶茶。她摸到厨房去烧水的时候，我便只好歪在塌陷的布面沙里，打量这间兼做客厅和卧室的房间。像所有独居的老年人一样，安小男他妈在屋里摆满了杂七杂八的破烂儿，床脚的夹缝里居然塞着一台竹制的老式婴儿车，难道她正期待着用它给安小男看孩子吗？而在一只矮柜上方的白灰墙上，我看到了密密麻麻地悬挂着的奖状和照片。
“你是有出息的人，能拍电视……”安小男他妈的声音从满是中药味儿的厨房传来。
“安小男更不赖，挣的都是美元了。”我敷衍着她，起身踱到那扇墙边端详。
红底黄边儿的奖状自然都是安小男获得的，来自于五花八门的数学和物理竞赛；照片则是他们一家人在过往的不同时期拍摄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具有浓郁的复古意味。有两张八寸的合影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的主角是一位四十上下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长相也很精神。他不是在主席台上领奖，就是正向某位年迈的大人物进行讲解，俨然是那个时代报纸上频繁报道的“青年改革家”或“科技标兵”什么的。这人无疑是安小男他爸。在另一张生活照里，他正在给儿子过生日，父子俩一人捧着一块奶油蛋糕，满嘴白胡子明媚地笑着。
我突然想：如果这男人还活着，那么一家人的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吧，或许安小男的脾性也不会展成后来那样。从心理学上讲，许多性格有明显缺陷的人，都是少年时代没能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造成的。
安小男他妈沏好茶，又絮絮叨叨地拉着我聊了很久。她感谢我这么长时间来一直照应着安小男，并让我提醒安小男除了埋头干活儿，还得注意和领导、同事搞好关系。“他现在跳槽到美国公司去了，我觉得挺好，听说那种地方的人际关系单纯一些，更适合他这样的人……他爸当年就是在这方面吃了亏。”说到这儿，安小男他妈的神色有些凄然，又有些恍惚，但马上岔开话题：
“他也该找对象结婚了——还有你也是。别光顾着挣钱，多少钱也买不来一个家。”
我走的时候，她还给我带上了好几张下午烙好的糖饼，让我路上吃。她坚持将我送出门外，又陪着我在漆黑的巷子里走了一小段，走的时候手扒着墙，小步慢慢挪着，仿佛每一步都不知道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那是我第一次以辛酸的感情理解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
离开安小男家后，我们的剧组一路南下，途经郑州、武汉、长沙，边走边拍，终于在深圳结束了工作。至此已经在外面奔波了两个月有余，每个人都蓬头垢面，乍一看很有漂泊感。在这期间，我的生活生了两个小小的变化，一是原先那个女朋友跟着一个搞金融的跑了，二是我导致了组里的实习生小张受孕。奇妙的是，这两件事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三个当事人谁也不觉得亏欠了谁。小张的妊娠反应很强烈，才两周就开始哇哇大吐，恨不得把苦胆都清空了，而且还有小产的迹象。到了深圳之后，我只好让剧组里的其他人就地解散，自己陪着她到医院保胎。我们已经商量好，等她一毕业就结婚，把孩子生下来。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的心情倒是颇为激荡，乃至于充满了初为人父的悲壮之感。记得夜里躺在宾馆的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说了好多煽情的话，有几次把自己都快感动哭了。
小张一句话就戳穿了我：“不要试图给自己的每个举动寻找意义——累不累啊？我和你别的那些女人相比，唯一的特殊性就是恰好在你即将折腾不动了的节骨眼上插了进来，相当于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比我们小十岁的那代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早早儿就把什么都看透了。她们让我欣慰，也让我惭愧。
又拖拖拉拉地磨蹭到北方的天气暖和了，我才带着小腹微微隆起的未婚妻回到了北京，但也不再出去和各路魑魅魍魉厮混，而是把自己那套房子好好布置了一番，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小张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在即，一旦通过就可以和我去“扯证儿”了。她在正式上任之前便已经很进入状态，不但把我饲养得越来越肥嫩，而且还严格地限制了我能跟什么人交往、不能跟什么人交往。她也算在我那个圈子里混过，对我周围人的品行相当了解，好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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