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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天》结果不错,那就说明文艺电影长线放映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未来的文艺导演就多出了一个选择——可以全国公映,也可以艺联行。对于目前即使可以全国公映也最多有o。5%的排片、一周的时间的文艺片来说,选择艺联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o%根本无法进电影院的文艺片了。
…………
公映日逐渐走近。
这天是2月21号,电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兰生却并没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见了个面,用自己两座金熊一座金狮一座银狮的身份讲讲大电影节如何运作,并给对方一些建议。这见面是负责人先提出来的。
“嗯,”某家茶馆的包间里,谢兰生给自己斟茶,说,“我认为,一定要牢牢记住电影节的举办初衷,千万别把吸引眼球当作电影节的最大目的,它应该是电影爱好者们的一个盛会。铺上红毯、邀请明星,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影响力是不会大的。”
“谢导的意思是……?”
“北京电影节要想跟东京釜山等等竞争,要重视它掘的世界各国年轻导演,并介绍他们给全世界,甚至可以设立基金,让电影人远赴中国;它要让电影人们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现在的北京电影节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导演们聚会socia1的场所。还有,我1991到都灵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这让我了解了当地,喜欢了当地。通过这些,别国导演可以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以后中国电影也能通过‘潜力股’被传播出去。”
“嗯嗯……”对方拿出手机来记。
“还有啊,”谢兰生又道,“电影节是教育当地电影观众的好机会。大家不是堪堪只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们还有电影可以看啊。在法国,一个很小的电影节也会组织初高中生们参加影展上的活动,还从中牵线搭桥,让学生采访导演,让大家热爱电影,甚至将来从事电影。”
“嗯嗯嗯……”
“还有,既然叫‘国际电影节’就要有国际化视野。我们要有明确定位,是以柏林为方向,还是以戛纳为方向,还是以威尼斯为方向,抑或是以多伦多为方向?主推什么电影片子?不能只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业片、艺术片一股脑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电影节其实可以区分开来。”“另外,电影节以电影为止,对参展的导演、明星,我们记者经常只问‘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等等,有些尴尬,我还见过志愿者们离开岗位求人签名,很不专业。”
“嗯嗯……”
谢兰生说:“总之,在电影节的明确定位、中外电影彼此交流、对民众的教育、培养,对导演的介绍推广等等本质的东西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极大的改进空间,不解决这些东西永远无法产生影响力。”
负责人听过以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谢导,我见过了很多导演,您说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帮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没事。”负责人刚想起来了一个圈内坊间传闻:人人都爱谢导,见过他的都被他收服了。虽然他在观众当中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说他的片子烂,有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了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o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了。打个比方,商业片中“负面现象”必须已经被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了,“当下问题”不被正视。第二位拿“欧洲三大”的大导曾呼吁分级,电影局则回复他说“电影全部代表中国”,可问题是,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因为复杂,才立体,才勾人。
经常有人说导演们“摄制烂片还怨审查”“怎么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兰生觉得十分无语。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总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百花争鸣。“a擅长拍某个题材,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的逻辑完全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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