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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策本人的，是讨逆将军的官职，再加吴县侯的封爵；
给孙策最小的四弟孙匡一个媳妇儿，媳妇儿是曹操的侄女，他老弟的女儿；
给孙策堂兄孙贲的女儿一个夫君，夫君是曹操的儿子曹彰；
此处要插一句，上面两桩婚事的辈分有点乱：孙策弟弟孙匡，娶了曹操的侄女，曹操不就高了孙策一辈吗？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策堂兄的女儿，曹操与孙策又变成同辈了。为什么辈分有点乱？玄机在于，这是两桩政治婚姻，曹操把自己的侄女，一个大活人嫁到江东，你江东不也得送一个大闺女来，做我的儿媳妇吗？这其实是相互把对方的闺女作为人质，从而达到对等。既要对等，又要是年龄适合婚嫁的姑娘，再要做到辈分相当，那就太困难，只好不考虑那么多了。
最后的小红包，给孙策二弟孙权一个荣誉称号，即扬州刺史举荐的茂才。茂才是东汉人才举荐两种主要科目中的一种，原名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改的称呼。由每州的长官刺史，每年举荐一人，号称以才能优秀为标准。东汉全国十三州，每年的茂才，只有寥寥十三名，名额少，很难得，所以茂才名号被视为难得的殊荣。比如后来的陆逊，已经担任镇西将军的高级军职，孙权为了优待他，仍然下指示，要陆逊家乡所在的扬州，举荐他为茂才。
对孙策而言，红包的真正价值还不在赏赐上，而在以下两点：首先在个人名誉上，朝廷为自己，也为死去的老爸孙坚，洗刷了过去在逆贼袁术手下效力的历史污点。其次在实际利益上，朝廷对自己割据江东，做出了正式承认。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曹操让你修成正果，成为朝廷命官，你就要听从他指挥，如果不听，就是违抗朝廷，就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收拾你。因此，奉送红包，就为日后收拾你埋下了伏笔，曹操的红包不是那么好拿的。
第二次恩惠，是在两年前的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死的时候。那时的曹操，曾经起过趁机突袭江东的念头。《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纮传》记载，当时担任侍御史的张纮劝告曹操说：“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张纮认为趁别人办丧事发动偷袭，不合古人的道义，万一不成功，反而变成仇敌，还不如借此机会给以厚待；于是曹操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江东的会稽郡太守。其实，真正使曹操打消念头的，还是眼前强大的袁绍敌对势力还没有彻底清除，难以分身。而且他让孙权兼任的，也只是江东几个郡当中的一个会稽郡，暗示孙权对其他郡的占领，他还没有给予正式的承认和批准。但是无论如何，老孙家又一次得到了曹操的恩惠，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正是因为控制了东汉朝廷的曹操，一再对孙家兄弟有恩情，所以如今他要求孙权交送人质，才会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孙权怎么办，交还是不交呢？交的话交谁？不交的话，他又能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吗？
最初，孙权召集了一批文臣商议，包括张昭、秦松等头面人物，讨论了半天，拿不出决断来。为何拿不出决断？一是骨头软，怕曹操；二是私心重，怕承担后果。于是都在会上说空话，绕弯子。孙权心中冒火，就单独邀请周瑜一人，来到自己的母亲吴老夫人面前，进行小范围的商量。
三国时期，有见识有主见的非凡女性不少，吴老夫人就是其中一位。当初她还没出嫁时，因为才貌双全，被孙坚看上，前来提亲。吴家的亲属，因为吴氏的父母双亡，就替她做主。他们嫌弃孙坚为人轻浮狡猾，准备拒绝。她却对亲属们说：为什么因为爱我一个女孩子，而让全家与孙坚结怨招来灾祸啊？如果嫁给他不幸福，那是我命该如此。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决断，她就这样来到孙家，一口气为孙坚生下四个儿子，再加一个女儿，也就是曾经的刘备夫人。
二十八岁的周瑜与二十一岁的孙权，来在老夫人面前汇报国事。前面讲过，早在十六岁时，周瑜就同孙策相识，从此两家如同亲人。所以周瑜在老夫人面前，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关于他的想法，《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有详细记载：“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
归纳起来，周瑜的意见要点有三：
一是分析眼下的形势。认为孙吴拥有包括地盘、军队、经济、人心、交通、军队作风六大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江东独立发展，没有非交人质不可的紧迫危机。
二是预测未来的恶果。一旦交了人质，孙权就会一步步被曹操控制，最多当一个空头的侯爵，根本比不上在江东称孤道寡。
三是提出对付的方针。今后曹操若遵循正义匡扶天下，那时再服从他不迟；如果他凭借武力制造祸乱，自然会玩火自焚。所以方针是八个字：拒绝要求，静观待变。
这一番议论，分析有依据，预测有远见，方针很明确。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现出挺起脊梁骨的坚强不屈精神，所以深受老夫人的赞赏。她当场一锤定音，对孙权说：公瑾的议论是正确的！他与你伯符大哥同岁，只小一个月，我把他当作亲儿子，你要把他视为哥哥。
孙权不从命，曹操很生气，但是后果并不严重。因为袁绍的残余势力还在顽抗，而幽州强大的乌丸族武装，也同袁绍残余势力联合，不断侵扰北方，曹操只得以后再来算总账。周瑜首次发挥国家脊梁的作用，获得完全成功。他再次发挥作用，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再次发挥作用，而且是更大的作用，是在六年之后。建安十三年（208）冬十月，长江中游柴桑县（在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孙权行辕的会议大厅。他神态凝重，看到文武部下均已到齐，便向众人宣布了一封信件。这是一封邀请函，很短，只有三十个字。但是，三十字就像是三十响炸雷，炸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邀请函从上游荆州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送来，发信的不是别人，正是曹操。原来这时的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又清除了幽州乌丸族武装反抗，统一了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开始将锋芒转向南方。首当其冲的是荆州刘表。九月，大军逼近荆州政治中心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这时刘表病死，接位的小儿子刘琮举手投降。曹操挥军向南，一直到达长江北岸的重镇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准备顺流而下，向孙权清算拖了整整六年的总账。他先用文攻手段，送去这封邀请函。要想知道古人如何把杀气腾腾的战争威胁，包藏在文文雅雅的词句当中，这封信值得一读。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信函全文如下：“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寥寥三十字，意思有四层：
最近本人遵照公正舆论，讨伐朝廷罪人——首先将你定性为朝廷罪人，出兵就堂堂正正了；
军旗麾盖指向南方，刘琮束手投降——这是给你竖立榜样，指明前途；
现今正在训练八十万水军——这是在显示肌肉；
要与孙将军在你的吴县打猎——吴县即现今江苏苏州市，是当时孙权的政治中心，在这里打猎，猎物当然不是野鸡野兔，而是你孙权啊！
这哪里是什么邀请函？明明是最后的通牒，更是挑战的战书。
静默一阵之后，资格最老、年纪最大、地位最高的张昭，首先发言说：“曹操是汉朝的丞相，又挟制天子征伐四方；如果抗拒他，首先道理就不顺。况且长江的天险，他已经与我们共同享有。至于在兵力的多寡上，就更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我认为，不如迎接曹操。”
他所说的“迎接曹操”，就是遮遮掩掩地说“投降曹操”。张昭以下的一班文臣，首先考虑的都不是国事，而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家产和家属，所以马上纷纷附和，当然，个个口头上都是振振有词。
孙权没有想到张昭、秦松等人，现今的骨头更软，私心也更重。他不想再听这些人毫无骨气的屁话，就借口要更衣，走出大厅。当时所谓的更衣，就是上厕所的雅称。说到上厕所，那时候人们擦屁股还很原生态，是用硬质的竹片或木片来刮除，叫做厕筹。但是去除厕所的臭味，高门贵族却很讲究，是用小小的干枣放在旁边，用来堵塞鼻孔，专门叫做厕枣。
鲁肃一看，立即跟了出来，提醒孙权说：“主公千万不要听众人的谬论！赶紧请公瑾回来商议定夺吧。”
原来，周瑜这时正奉孙权之命，前往柴桑东南的鄱阳县（今江西省鄱阳县）出差。他得到孙权的紧急召唤，便飞速赶回柴桑。那么这一次，周瑜又会怎样显示他国家脊梁的重大作用呢？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记载，周瑜一回来，议事大厅就再度开会，他作了长篇发言。他首先面向孙权，其实是针对众人，严肃说道：“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意思是说，虽然曹操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实质却是汉朝的奸贼！将军您具有不寻常的军事雄才，凭借父兄开创的事业，据有江东，辖地纵横几千里；士兵精锐而且足够使用，物资充足，英雄人物乐于为您效力。就应当横扫天下，为汉朝除去这个奸凶；何况曹操亲自前来送死，怎么可以迎接他呢！
开头这段话，是立论的根本。针对张昭等人说不投降曹操“道理就不顺”，更针对曹操信中把孙权定性为“朝廷罪人”，做出有力的反击，从而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那么周瑜把曹操定性为“汉贼”，即东汉朝廷的奸贼、逆贼，他有根据吗？回答是不仅有，而且还非常充分。
根据就在这一年上半年，曹操的一次重大政治举措上。正月间，他宣布废除东汉朝廷一直实行的三公执政制，改用丞相执政制。于是，曹操就不仅在实际上，而且也在名义上，实现了对东汉朝廷大权的一人垄断，从而彻底把汉献帝变成了傀儡。西汉的中央行政体制，大体说来，是沿袭秦王朝，实行丞相制，以丞相为朝廷行政系统的首脑，丞相有时也称为相国。丞相一人执政，对皇帝的君权有潜在威胁，所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就废除了丞相制，改用新的三公执政制。三公是太尉、司徒与司空的合称，三者共同执政，瓜分了原来属于丞相一人的权力，对君权的威胁就大大减小了。但是，朝廷中一旦出现强势的大臣，就又会恢复丞相执政的旧制度，以便自己独揽大权，此前的董卓就是如此。在当时，董卓是名副其实的汉贼，不然也摊不上关东各路联军讨伐他的大事儿。但是，要论对东汉朝廷祖传行政体制的叛逆，董卓还是比不上曹操彻底。董卓自己当了相国，却并没有敢明目张胆废除三公，所以王允还在当司徒，暗中筹划刺杀董卓。而曹操却来得更加生猛，一开始就把三公全都废除了，自己当丞相，大权独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确实比汉贼董卓还更加汉贼，所以周瑜对他的定性，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既然曹操是不折不扣的汉贼，坚决不向他低头屈服，就是名正言顺的事儿了。
接着周瑜具体分析敌我形势：“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现今北方既没有安定；加上马超、韩遂还在关西，成为曹操的后患；而且他放弃鞍马，凭借舟船，与江东一争高下，这原本就不是中原军队所擅长的本事；再说如今气候严寒，曹军的战马没有草料；驱赶中原将士长途跋涉于南方的水乡，不服水土，必定要生疾病。以上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而曹操却冒险违背；因此擒杀曹操，就在今天！
这一段分析，入情入理，客观准确。但是，真正体现周瑜国家脊梁作用的，还不在此，而是在末尾向孙权请战的实际行动：我请求得到精兵三万，向西挺进，保证为将军您击败曹操！因为驳斥也好，分析也好，那都属于务虚。没有实际行动和勇于担当，务虚就可能变成无用的清谈。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社会上从来不缺少说起来一套又一套，干起来却躲得看不到的清谈家、嘴皮子。但是，清谈要误国，实干才兴邦。真正的国家脊梁，应当言行一致，勇于承担重任，以切切实实的行动，去为国家分忧解难。眼下的周瑜，正是这种值得钦佩的国家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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