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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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表或出版论文(着作)。
最为着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o世纪5o年代初至6o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表在各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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