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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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表或出版论文（着作）。

最为着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o世纪5o年代初至6o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表在各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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