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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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o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o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着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o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这也没啥好避讳的。

就算是考古学界之内，也都存在学派之争，更不要说，考古学跟古文字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了。

但有时候，这俩个领域又是相通的。

至于商承祚书法领域的成就，让他名气大增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他开始担任中书协广东分会的主席职务。

到那个时候，老先生家中都是一帮前来学习书法的小孩子，热闹极了。

从这点也能够看出来他跟容庚性子之间的差异。

研究二老的学术成就。

就要梳理他们的作品。

有时候，还需要亲自看。

这玩意，也急不来。

没看过二老的作品，就敢大言不惭的胡乱点评，则是对两位先生的大不敬。

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苏亦有空就跑中大古文字研究室。

去年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开始搬家了，从康乐园中区数字大楼搬到马岗顶下东北区19号一栋二层的小红楼里，变得更加有古香古色的韵味，多了几分历史厚重感。

得知苏亦要写文章梳理二老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有些诧异，然而，得知他曾经给唐兰先生写过相关文章，大家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更加合情合理的是，苏亦还对各位师长说，他想要把考古学史当作未来一个研究方向，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人觉得他闲得慌，不务正业了。

甚至，二老得知他这一决定，还笑道，“以后把文章写好，先给我们看，要是写的不错，我们就给你把它到中大学报。”

得，梁钊韬教授的让他写的民族考古相关文章还没出炉，这边就开始预订一个坑位了。

但两位先生还在，就要写人家学术史个人史，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偏偏二老还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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