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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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把他比作圣人：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公元137o年，朱元璋认为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的时候，蒙元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立朱标为皇太子，然后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为此，朱元璋还做了特别声明：“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公元1373年，胡惟庸任右丞相。
《明史·列传·卷十六》：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公元1375年，刘基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
刘基自幼博览经史及天文、历法、兵法、性理诸书，尤精象纬之学。元至顺四年（1333年），举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后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职。因遭排挤愤而辞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愤而着《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盗子问于郁离子曰：“天道好善而恶恶，然乎？”曰：“然。”曰：“煞则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恶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飞者，乌鸢多而凤凰少，岂凤凰恶而乌鸢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岂麒麟恶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岂稻粱恶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竖立者，奸宄多而仁义少，岂仁义恶而奸宄善乎？将人之所谓恶者，天以为善乎？人之所谓善者，天以为恶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听从其自善恶乎？将善者可欺，恶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乱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与小人争，则小人之胜常多，而君子之胜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恶恶而若是戾乎？”郁离不对。盗子退谓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辞穷于予矣。”
或问胜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从胜德？曰：“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者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困。”
郁离子曰：“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故尧崩，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驱而令肃之也。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故以子孙传数百年，必有无道之君而后衰，又继而得贤焉则复兴。必有大无道如桀与纣，而又有贤圣诸侯如商汤、周武王者间之而后亡。其无道未如桀、纣者不亡；无道如桀、纣，而无贤圣诸侯适丁其时而间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台，放则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责于民曰是顽而好叛。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离子曰：“世之抱一隅之闻见者，何莫非是哉！是故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污恶洁，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犹鸱鸮之见人而赫也。故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亦以中国之师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贵大同也。”
郁离子曰：“治天下者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证有阴阳虚实，脉有浮沉细大，而方有汗下、通便、补泻、针灼、汤剂之法，参、苓、姜、挂、麻黄、芒硝之药，随其人之病而施焉，当则生，不当则死矣。是故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虽有扁鹊之识，徒哓哓而无用；不知证不知脉，道听途说以为方，而语人日我能医，是贼天下者也。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壹。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
郁离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夺缊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缊絮可也。野鸟系于笼中而驯者食也。笼中之不如山薮，入其笼者知之。有童子侧木檠而设食以诱鼠，多获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复获鼠。今使持槲叶之衣，麦麧之饼，而招于市曰：‘舍尔室，捐而服，而来与我共此。’则虽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为之。”
或问于郁离子曰：“井田可复乎？”郁离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乱则可也。夫民情久佚则思乱，乱极而后愿定。欲谋治者必国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疆无梗，猾无闾。故令不疚而行。”是故圣人与时偕行，时未至而为之，谓之躁；时至而不为之，谓之陋。今民风不淳，而古道之废兴，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乱，则井田亦可复也。
郁离子曰：“劝天下之作乱者，其招安之说乎。非士师而杀人，谓之贼；非其财而取诸人，谓之盗。盗贼之诛，于法无宥。秦以苛政罔民，汉王人关尽除之，而约三章焉：杀人、伤人及盗而已。秦民果大悦归汉，汉卒有天下。繇是观之，岂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乱不诛，顽恶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从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禄，华之以宠命，假之以大权，使无辜之民不可与共戴天者，释其雠而服事焉，是诚何道哉！遂使天下之义士丧气，勇士裂眦，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禄，故曰劝天下之作乱者，招安之说。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则舞干羽而苗格，非与？”曰：“甚哉！俗儒之梏于文以误天下也。《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窜与分北，皆非抚纳降附之词也，则岂因其来格而遂为之哉？非人情也。圣人岂为之？必也以兵临之，而后分北。其来格者安之，顽不悛者窜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则非曰诞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谋，明矣。《皋陶》曰：‘苗顽弗即工，帝念哉，念兹在兹。’则有虞之君臣，不顷刻而忘苗，可想而见，岂若后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为幸，而以劝贤之爵禄，劝天下之大憝哉！”盗犨盗犨以如芒之钩，系八尺之丝，构牛舌而牵之，宵夜而牛随之行，莫之违也。故世之善盗牛者称犨焉。郁离子曰：“是所谓盗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机而运之，蔑不从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盗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盗用之矣。”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郁离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权以行世。故其禁虽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则‘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先王之禁亦过与？”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异矣，矧百亩之田无家不受，而不饥不寒乎？”
刘伯温立足民生的政治、经济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鉴意义。
公元138o年，涂节上书举报胡惟庸谋反，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明太祖遂罢宰相，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举措对以后5oo余年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结局。
《明史·列传·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宋濂堪称人臣典范，可是他心中的“圣人”，还是要把他斩草除根，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于徙途。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对天道人心的理解应该已经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6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
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公之所能者，皆众人之所难勉，而未尝自以为足。其所遇者，皆众人之所难处，则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彚伦，控宇宙而独立，后天地而长存者乎？
公元1392年，朱标患病去世，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朱标的去世对整个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响巨大，改变了大明王朝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为了朱允炆更好的当政，朱元璋又对开国功臣下手了。
公元1393年，蓝玉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南京故宫），下遗诏：“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朱元璋早年的悲惨经历，让他对人性恶的一面有深入骨髓的认识，即使当皇帝后，除了最亲近的马皇后和朱标以外，几乎不信任任何人。估计他一直怀疑刘伯温对他的诚意，所以封刘伯温为诚意伯。的确，刘伯温当过元朝的官，也当过明朝的官，他不忠诚于元朝，也不忠诚于明朝，他忠诚于他心中的道德。
朱元璋经历过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对秩序有近乎疯狂的渴望，当皇帝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如何制定制度维护秩序，在实行《大明律》、《大诰》之后，还专门设立锦衣卫，并且授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审判和惩罚罪犯的权力，监视大臣，实行特务统治。
公元1398年，明惠宗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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